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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03 鲁迅对“一二八事变”的真实态度其实很清晰 　　必须强调的是：鲁迅日记里不愿意记那五天里的所见所闻，并不足以说明鲁迅对“一二八事变”的真实态度。原因很简单，鲁迅本人没有对此留下任何解释，这五个“失记”该如何解读，本就见仁见智。要谈鲁迅对日军侵华的真实态度，要靠确凿的史料，而不能靠对那五个“失记”的真实含义的揣测。 　　按其一贯思维，鲁迅在事变后反思的角度，更乐衷于挖掘“国人的劣根性” 　　确凿的史料有没有呢？是有的。虽然批评者说：“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但这种表述并不确切。鲁迅给朋友的书信中，多有谈及这场侵略战争，并非只有“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如1932年6月5日致信台静农，其中提到自己想要对战事“有所记叙”，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纠结：“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颇欲有所记叙，然而真所谓无从说起也。” 　　6月18日，鲁迅再次致信台静农，更具体地谈了自己对“一二八事变”的某些感慨： 　　“‘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扬名的。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今天《申报》的《自由谈》里，有一条《摩登式的救国青年》，其中的一段云——“密斯张，纪念国耻，特地在银楼里定打一只镌着抗日救国四个字的纹银匣子；伊是爱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总在抗日救国的银匣子里，摇出几粒仁丹来，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说：‘女同胞听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须得抗日救国！’”这虽然不免过甚其辞，然而一二八以前，这样一类的人们确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时候，器具上有着这样的文字者，想活是极难的。‘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被杀的人民的数目，则是连戏也不做了。我住在闸北时候，打来的都是中国炮弹，近的相距不过一丈余，瞄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听说后来换了厉害的炮火，但那时我已经逃到英租界去了。离炮火较远，但见逃难者之终日纷纷不断，不逃难者之依然兴高采烈，真好像一群无抵抗，无组织的羊。现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热闹起来，大约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迹。” 　　这封信里对“一二八事件”的反思，是鲁迅的一贯思维，即揪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但这样的批评文章终究没有写成，到1936年，鲁迅回忆“一二八事件”，已在报端上说“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了，与给台静农信函中对民众之愚昧的怒其不争，立场已完全相反。这样的变化，或许与时事的变化有关。 　　签名《告世界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虽未见鲁迅就“一二八事件”单独撰文批评日军之侵略，但1932年2月4日的《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第2号《烽火》，曾公开刊登《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署名者包括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鲁迅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位居第二。 　　2月4日，鲁迅全家避乱于内山书店。他的签名是怎样送达出去的呢？抑或是其他人在联系不上他时擅自所署？后者当无可能，在日军铁蹄之下，这样一份声明攸关生死，断不能不征求当事人同意而擅自署名。就有限的资料来看，鲁迅的署名，或许与郁达夫的一次探望有关。郁达夫1938-1939年间撰长文《回忆鲁迅》，其中提到“一二八事变”期间自己与鲁迅的一段交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阉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编辑注：即周建人，周建人又名“乔峰”)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但这段回忆，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郁达夫说他见到鲁迅，是在“一个下午”，地点是“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这个“下午”究竟是哪一天？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认为是2月3日，陈其强《郁达夫年谱》认为是2月4日。按郁达夫2月3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鲁迅下落，两人相见时鲁迅已看到寻人启事；2月4日“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的《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已经署名发表，如此算来，郁达夫见到鲁迅，只能是2月3日下午。但问题是：按鲁迅日记，无论是2月3日还是4日，他所避难之处，是多伦路上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分店。郁达夫说他“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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