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

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1935年10月2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   　　这个矛盾该如何解释？是郁达夫记错了，见到鲁迅的实际时间是2月5日之后？似乎也不可能。鲁迅日记对2月5日之后的友人往来，都有详细的记载，直到2月25日，才首次出现“午后同三弟访达夫”的记载，29日，才有郁达夫回访，“并赠干鱼、风鸡、腊鸭”的记载。对这个矛盾，一种最可能的解释是：郁达夫确实是在多伦路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分店见到的鲁迅，或许还获得了鲁迅对《告世界书》署名的许可，但为尊者讳，为鲁迅之名誉计，郁达夫隐去了鲁迅此时栖身于具有日军进攻中国据点性质的内山书店这一事实，而代之以四川路的与战事无关的内山分店——内山书店紧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其支援战争并受荷枪实弹的日军保护，在当时并非秘密，鲁迅避乱于日军保护区，同时又签署反日宣言，确乎是一件很难向民众解释清楚的事情。郁达夫在1939年将这一情节隐去，并不奇怪。 　　“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另一足证鲁迅对日军侵华的基本态度的史料，来自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的记录。野口米次郎大约是在1935年10月去印度讲学途径上海时，经内山完造的牵线而见到鲁迅的。鲁迅日记1935年10月21日记载：“午，朝日新闻支社仲居君邀饮于六三园，同席有野口米次郎、内山二氏。”六三园是虹口区的一家日本餐馆。 　　内山似乎经常促成类似日本文人与鲁迅的会见，而且这种会见往往会有日本记者在场，事后，在日本国内与中国的媒体上，也大都多有报道。如1935年5月19日鲁迅和长与善郎的会见，也是如此，同席者就有日本新闻联合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这样的安排，大约与日本媒体当时致力于宣传中日亲善的政治任务有关，鲁迅与其师藤野先生的故事当日被日本媒体一再渲染，原因就在于此。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在鲁迅去世后，她曾被内山骗去参加过一次汪伪政权组织的文人聚会，记录此事的三段文字，在非手稿本的《鲁迅回忆录》中，是被删除了的。由此不难看出，内山完造在中国开书店期间，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文化说客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他介绍给鲁迅认识的许多日本文人，如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都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积极参加者。该会的主办者“日本文学报国会”坦言该会的宗旨，是“（将）在大东亚战争之中担负着文化建设共同任务的共荣圈各地的文学家会聚一堂，共担责任，畅所欲言”，是日本“思想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野口米次郎，是一个狂热的“大东亚共荣”的宣传者。1938年，他曾写信给泰戈尔，认为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应该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扬。野口颇感“委屈”地说道：“这次战争并非是疯狂杀人，而是为了在亚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们青年军人是抱着十字军的决心与殉道者的牺牲意识上前线的……日本单独承担了这样宏伟的任务。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贵国人民的赞扬。我们的英雄主义与追求，似乎反被他们(指印度——作者)严厉地谴责”；在泰戈尔复信表示他坚持认为野口的观念是一种“军国主义们的狂人”的观念之后，不死心的野口再次写信给泰戈尔，认为中国人“不诚实”，对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恶意宣传。野口的第二次去信似乎终于用他的荒谬逻辑激怒了泰戈尔，以至于泰戈尔在回信中决绝地说道：“如你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不过是使他们受到一种仁慈的待遇，最后还能‘拯救’他们的国家，那你也没有必要再来说服我，让我信服贵国的崇高目的了。” 　　正是这样一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1935年与鲁迅的会谈中，曾试图向鲁迅灌输这样的思想：“象英国人在印度那样，如果雇请某个国家来当女管家似地治理中国，那一般老百姓也许会更幸福吧？”（据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野口的记载对“某个国家”含糊其辞，内山完造的回忆则直接得多，据内山说，野口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鲁迅的反应，据米口的记载，“他立刻回答说：‘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我与鲁迅的会谈便在这里打住了。”而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么做起来就有个感情问题。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 　　鲁迅后来在1936年2月3日给增田涉的信函中说道：“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也许是为了发表之故吧，写出来的部分也与原意有些两样，长与先生(善郎)的文章则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第一境遇与生活都不相同。”鲁迅的原话是怎样的，如今已不得而知，所谓“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或许就包括“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这句在内——从此句不难看出，在鲁迅看来，“请日本帮忙管理（中国的）军事政治”，其实质就是让日本人来屠杀中国人。这样的认识，很显然，是野口这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热宣传者所不愿意传播的。   结语 　　“一二八事变”中的鲁迅，虽然在避难内山书店一事上多所隐讳，但在民族大义上并无亏缺。鲁迅不是神，将其请下神坛还原为人是极好的。但这样的还原，须忠实于史料，而不能建立在对史料的过度解读和不完整解读上。所谓“翻案太过，反失其真”，是今人重新读史尤其应该警惕的。（来源：腾讯历史2013-04-08 第143期）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