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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讲堂:决定国家盛衰的缠斗

http://www.CRNTT.com   2013-05-29 12:29:00  


 
  主持人:吴老师有一本书是《公天下》,在座的可以看看。刚才袁老师讲公民权利、人身自由、社会稳定时,我就想这中间肯定会有张力问题,那为什么在稳定和自由间很难取舍?袁伟时老师是如何看待这种张力的?有没有一个办法既给公民自由和权利,社会又稳定?请袁伟时老师做一个阐释。

袁伟时:孙中山其实不懂现代政治制度

  袁伟时: 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为这个问题标尺,一讲自由就当成放任上。其实这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常识问题。自由跟法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根本不存在问题。但为什么后来一再出现矛盾,整个社会动荡安定不下来?我想,跟中国知识阶层的认知水平不够有关。

  现在回过头看看中国知识阶层的认识水平,20世纪开头的那一批知识分子,认识水平常常不如19世纪的先驱,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孙中山,这个人大名鼎鼎,大家都认为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看看他的三民主义,看看他草拟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还有他同意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就会发现他对现代政治是不懂的。假如你认为我这句话对孙中山有所不敬,建议大家看一本新出的书,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教授出的《30岁前的孙中山》一书,好象是三联出的。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结论是:孙中山其实不懂现代政治制度。他理解的政治制度是香港那一种制度,虽然有立法会,但一切权力决定于总督。黄宇和教授的这个结论跟我的结论一样。比如辛亥革命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总统是我们自己人,为什么还要三权分立?为什么国会还要否决总统的决定?他不理解。这个水平是很低的。中华国民党的时候说,所有公民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公民权。到1924年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章上有一条说:所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总理(孙中山)有最后的决定权。他可以否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样的水平,对自由的认识也很有问题。孙中山一再讲,中国人自由太多,是一盘散沙。现在不要讲中国人的个人自由,需要讲的是国家自由、党的自由。这在理论上是不通的,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假如政府自由行事,不受公民监督,不受制度制约,完了,是一个专制政府。假如国家自由是对外维护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解释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同样需要公民有充分自由。只有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才会自觉自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一个平常保卫公民自由的国家。但这个领袖他不懂,后来很多人都不懂。民国时期的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是,现在是法治社会,军人不应该干政,我们应该按照法律办事。我不知道现在的官员口头上有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说明,世界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但中国还有很大差距。有些人到现在还不理解这个东西,老是讲中国本身就已经有太多的思想财富,国外那些东西最少有一部分是错误的、邪恶的东西,不能接受。他们要搞所谓的儒家宪政,将儒家那套重新搬过来,使我打冷战的是,有些人居然带着小孩到孔子庙跪拜。这让我太痛心了。见了面点点头打招呼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中国人从小还要受这个训练、在偶像面前跪拜?所以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问题,自由和稳定之所以出现张力,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水平跟现代社会应有的要求差得太远。今天是5月4日,是五四运动的纪念日,恰恰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是我的一些感想。

  主持人: 谢谢袁伟时老师!中国自“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一直有两个心结:一个是想走捷径,一个是希望走有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袁伟时老师刚才讲了孙中山这个人,剥下英雄的外衣,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章老师也是历史学者,想听听您的见解。

章立凡:缺乏契约精神难行共和之实 

  章立凡: 袁老师讲了一个问题,即孙中山的历史局限问题。近代以来所谓的政治,其实都没有走出会党政治,一直以会党的方式活动。会党是怎么来的?太远就不追溯了,就说反清复明的会党,他们在明末清初产生,是知识分子和秘密社会、农民结社的组合,这种组合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影响了国民党,也影响了后来的继承者,我们基本上是按会党政治的模式在活动。

  还有一点是文化基因问题,刚才吴稼祥谈到,袁老师也谈到,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追问的儒家宪政。为这个事我和我的老朋友秋风有好几次辩论,我们还是朋友,但确实有很多不同观点。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文明有缺陷: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的民族,从历史来看不是一个商业民族,也不是一个航海民族,在文化基因上和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是因为我们缺乏社会商品交换的规则,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商品交换,但不发达,也没有航海和殖民传统,如此我们的眼界就局限在帕米尔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北,东南有大海,北面有沙漠和草原,活动的范围就这一块,在这块土地上所做的事就是砍伐森林变成农田,几千年下来老祖宗时代的山林都被破坏,所以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丘陵,在上面从事的是是单一的农耕经济生活,缺乏商品交换,而且也没有像西方的庄园有农林牧相结合的经济,仅是单一的小农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眼界是局限的,且中国人商品交换的意识和规则也是不发达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由于缺乏契约精神,至今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我们的社会结构、基因里缺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古代也有。现在常说“协商民主”,如果用到会党里也是大佬议事,各个山头的头领一起商量,没有广泛的公共参与,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虽有共和之名,但没有共和之实。

  回顾这一切会发现社会成本不一样,这百年来是君主立宪主义和共和主义之争,或者全盘西化和全盘苏化之争,最后变成的是怎样的荒诞结果?——四不像,有共和之名,但连君主立宪的民主和开明专制都做不到。

  稼祥兄前面讲到联邦制话题,这个话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陈炯明说成是叛徒,以孙中山为正宗,总是“扬孙贬陈”。可仔细想想,武力统一、联省自治之争就是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之争,而中国错过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会,且这个历史机会在清末就已经出现,比如太平天国之乱后汉臣们的崛起,地方官员自治,自己办洋务。才有后来义和团之乱出现“东南互保”的局面:虽然我们承认你是朝廷,但朝廷做了错误的决定时我们可以不接受。这样的思路清末“新政“时予以了承认,也就是1908、1909年清政府出台了地方自治章程,如此导致后来比较积极的后果是:即使朝廷完了,但辛亥革命不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革命,为什么?因为已经开始有了地方自治的雏形,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地方官把衙门换一块牌子就可以了,革命就完成了,没有流太多的血。有些人觉得革命没有一点暴力不行,于是拿竹竿把衙门的瓦片顶掉几片。目前是改良与革命赛跑,但我认为革命不是特别可怕,因为革命也可以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李泽厚先生讲告别革命的那一套,我曾经很认同,因为中国历史上以暴易暴的传统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给老百姓造成太多痛苦。现在我们处在文明时代,互联网的时代,一个大家可以互相沟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若革命可以很温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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