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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傅雷之死

http://www.CRNTT.com   2013-11-06 14:36:09  


文革中傅雷夫妇自杀,想要用这个民族最古老的“死谏”方式来警醒民族。
  中评社北京11月6日讯/近日,伴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代翻译大师傅雷与夫人朱梅馥的骨灰安葬于上海浦东故里,大师亡魂飘零47年后终于“落叶归根”。与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傅雷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与克里斯朵夫不同的是,没有一个臂抱能让他歇一歇,所以他失去了为新的战斗再生的勇气。傅雷悲壮的一生是中国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01 知识分子边缘化:傅雷没有机会为时代做事

  傅雷生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剧变年代,传统士大夫逐渐失去了他们固有的社会地位,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并没有为这个剧变做好准备,因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依然很高,而这个群体的士大夫意识也较为强烈。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天然理想与现实政治中的边缘地位,决定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格。这是一个大时代,却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大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无意中撞上了这个时代,被碰得头破血流。

  可以说,傅雷所处的大时代将他卷入了时代洪流中。在徐汇中学读书时,他因发表反迷信、反宗教的言论,遭到学校开除;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他走上街头,参加演讲和游行;在北伐战争时,他参与上海学潮,遭到当局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特殊时代造就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之续。留法之前的傅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近代过渡型知识分子,既有通过政治参与,改变国家命运的豪情,又有技术专业救国的现实精神。

  1931年,傅雷留学法国回来时,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经消失,知识分子的地位几乎完全边缘化。到20世纪40年代,士大夫观念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傅雷回国到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里,傅雷以翻译、教学为业,业余进行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仅限于成立“决澜社”这种行为,即通过主张新艺术理念,来呼应国内的革命形势。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有报国无门的悲叹,在各自的领域中摇旗呐喊,仅此而已。大批被边缘的文艺人才被迫倒向了左翼,失去对现政权的支持。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的岁月中,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1937年,第一卷发表时,傅雷在《译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股精神鼓励了抗争时期无数中国人。这也是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傅雷,能为他的时代做的事,也是最能体现他存在感的东西。接下来的政治洪流中,傅雷为时代做这点事的机会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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