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吴晗：弃学从政 身名俱灭

http://www.CRNTT.com   2013-12-14 15:10:07

吴晗与妻子袁震（左   胡适：学生应该“读书救国”  　　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爱国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胡适能给吴晗“指示”的当然也是这样一条道路。吴晗：学生应该参加政治活动  　　在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对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从书斋里的学者慢慢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漂泊西南 吴晗开始直接参与政治运动 　　吴晗政治上的逆转发生在昆明，这与他的社会交往圈子的变化关系重大。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入西南联大任教），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们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绝对多数，几乎垄断了为数不多的各种教育、学术资源，像吴晗那样既年轻、又“土生土长”的教授，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和声望。这些留洋的教授们通过各种联系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的交往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留洋教授的生活圈子是隔膜的。在昆明，生活的窘迫、政治的腐败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迷茫和忧虑，压得吴晗喘不过气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开始走进共产党在昆明的统战关系网络，他的妻子袁震是牵针引线之人。 　　1943年初，李文宜（与袁震、袁溥之同学，一起入党）夫妇接受董必武指派来昆明开展统战工作。李文宜拜访老同学袁震时与吴晗相识，又介绍吴晗与丈夫周新民（共产党员、民盟盟员）认识。不久华岗（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亦受董必武指派来昆明。在李文宜夫妇的介绍下，吴晗与华岗见面，交谈很是投机。  　　由于袁震的关系，吴晗与周新民、华岗等共产党人来往日益频繁，周新民等人不仅帮助吴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如帮助袁震聘请医生治病），还经常谈论时局、国共斗争、国家前途等这些吴晗颇感困扰的问题。费孝通说，吴晗和袁震是“妇唱夫和”。他深信正是通过袁震，吴晗才对华岗和周新民谈及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兴趣，并开始主动而频繁地参加民主运动。 　　吴晗在西南联大任教三年之久，熟悉民盟教授。因此，在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中，吴晗无形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西南联大，吴晗经常与民盟教授们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也保持着密切往来。 　　在生活往来中，他们除了慨叹日益艰难的生活，也讨论抗日时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在许多社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晗妹妹回忆：大哥与闻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时，门户相对，隔窗相望。他们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闻先生曾书赠大哥一条用钟鼎文写的横幅：“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这样，曾经承受道德焦虑和社会认同困扰、到昆明后又倍感孤独无依的吴晗，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社会和国家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而周新民、华岗等共产党人，由于袁震的关系，也对吴晗寄予了特别的信任，希望他充任共产党与民主教授之间的沟通渠道。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同年秋，民盟昆明支部在华岗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教授（民盟盟员）为主体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学术研究与政治讨论交替进行，与会者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这些教授们通过座谈、学习、争辩、协商，彼此间消除了成见，加深了了解，逐渐生成崭新的认同标准，即政治上的觉悟或政治态度。 　　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充当了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 　　这样，在离开北平后，吴晗建构起崭新的社会交往网络。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