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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中国传统道德的底线

http://www.CRNTT.com   2014-03-03 12:13:28

的确，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道德特别是官场道德中，当传统的君臣关系转变为上下级关系时，沿袭了那种“忠”的道德规范，以前忠君就是忠于国家，现在忠于上级就是忠于国家。今天的贪官们之所以前仆后继，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可以为这些有权力的人“做任何事情”，而且做得心安理得、理所当然。王立军如果不是面临杀身之祸，他是会为薄熙来尽忠到底的，不要说他们没有道德，他们干坏事时正是一对模范的“君臣”。笔者的知青朋友谭合成先生呕心沥血，多方深入调查，历时25 年，写了一本记录“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事件的书《血的神话》，里面一个细节令人毛骨悚然：当作者问及当时主持并亲手杀害大批无辜农民的某大队民兵营长为什么要杀他们时，他正色答道： “上面要我杀谁我就杀谁。如果上面要我杀你，我也会杀你!”他并没有说这些人都是阶级敌人、坏人，他只是把上级的话当做“圣旨”，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想见，这样忠诚的“战士”是会得到上面的嘉奖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积极分子和驯服工具，他们怎么可能会有道德上的反省和忏悔呢? 因为他们都有道德上牢不可破的“底线”在为自己撑腰啊! 这可以比之于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所体现的那种“平庸的恶”。“文革”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类似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到处可见，一些人的法西斯情结仍然还在以道貌岸然、豪气冲天的方式随时爆发出来，令人恐惧。 五、如何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亟待提升，否则现有的道德也将不可抗拒地走向沦亡。我们会发现，根据现有的道德底线和伦常规范，似乎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可以问心无愧，包括强奸、杀人、抢劫、坑蒙拐骗、卖毒食品、强拆民居、污染环境……只要伤害的不是“自己人”。每个人只对自己的上级、亲人和熟人负责，整个社会将变成一片野蛮的丛林。究其根源，是因为我们历来视为道德底线的那些原则本身实际上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原则，它们局限于某个血缘群体以及其中的身份等级，同时却又自以为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的客观行为和我们内心的自我感觉极端地背道而驰，我们在对他人犯罪的同时却感到自己内心是“纯洁的”，“本质是好的”，是讲“忠义”的，因为我们没有违背“五伦”。梦女士为儿子的辩护就是如此地匪夷所思，不论儿子是酒驾、无证驾驶、违章、打人，还是轮奸，她始终如一地认为儿子无罪，顶多是受了外面成人世界的诱导和污染而“做错了事”。而儿子做了任何错事，责任都在别人，因为儿子在她面前的确表现得如此懂礼貌、听话、善解人意，她不相信在外面儿子会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成为横行街头的“银枪小霸王”。实际上，妨碍中国人提升自己的道德底线的，正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这种自以为“诚”。 　　所以，要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底线，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自以为“诚”的过分自信。未经反思、未经怀疑的诚，要么是幼稚，要么是伪善。传统道德的心理基础恰好就是思孟学派的“反身而诚”，就是主张返回到小孩子“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返回到小动物式的天真状态，以“赤子之心”为最高境界。一旦达到这一境界，就不要反思，不要怀疑，而要坚守。而建立在这样一种出自本能的道德心上的道德，也就和动物式的本能没有多大差别了。所以梦女士会说，错的不是孩子，而是这个社会，看来她更愿意回到动物世界去。但如果统计一下，中国人诚心诚意当做好事来干的坏事，肯定比知道是坏事而干的坏事要多得多，也严重得多。我们不知道，人的自我感觉是不可信的，有感情、有良好的意愿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除了感觉和感情之外，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中国人要走出当今的道德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发挥出人所固有的理性，来对自己内心一直深信不疑的“纯洁本心”进行一番怀疑和测试，以理性来真正 “认识你自己”。 　　其次，要找到中国传统道德的盲区，对之进行深入到本质的文化批判。这种盲区，除了前面所讲的没有陌生人的位置之外，再就是没有“敌人”的位置。基督教里面有“爱你的敌人”一说，我们对此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我们对敌人的一贯思路就是“食肉寝皮”、“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因为我们不把那些人看做人，所以吃他们的肉都不算吃人肉。我们坚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酷。因此，一切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凡是我们当做敌人来看的，就没有调和的余地，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无所不用其极、超出人性的底线而没有愧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原则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一种残酷的内斗原则，一种反目成仇、化友为敌的原则，这里面有着深厚的本土文化根源。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出身和阶级地位来说都属于资产阶级，他们为何会同情他们的 “阶级敌人”无产阶级? 不就是凭借平等地爱一切人的普世价值吗? 没有普世价值，哪里会有马克思主义? 基督教虽然在很长时间里对待异教徒也很残忍，但他们留下的这一普世原则毕竟给今天世界的全球化提供了伦理资源。“爱敌人”实际上是“爱一切人”的一种表述，连敌人都要爱，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化敌为友，且不说人类大同，至少能够在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有一个平等对话和谈判的平台，不是暂时的韬光养晦和缓兵之计，而是寻求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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