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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http://www.CRNTT.com   2010-03-18 11:43:14  


 
  熊培云:公民社会的来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即通过一点点地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脱胎换骨的动力。其结果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如人意苦恼不已。革命并不像开始预想的那样通盘解决问题,而且制造了许多新问题。那么,怎样才能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它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 

  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使社会脱胎换骨,平稳转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成绩,也正是因为不断建立起了这种横向的社会网络。我把这个过程称为中国的“新革命”,只有通过这场“新革命”,才能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催生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 

社会建设忌讳“庸俗革命家”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关于农民工的劳作与知识分子工作的比较,这是你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扮演角色的反思? 

  熊培云:那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我第一次去海南旅行,当车子行使在新修的宽阔路面上时,我突然有一阵感动。我在想,我写了不少慷慨文章,但对于中国的贡献,也许不如一位农民工。他们虽然被泼上了廉价的污名,不如精舍里的学者们高贵,但修出来的路都踏踏实实,是可以看得见的。 

  这种自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首先我觉得,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对于那些在生活中从事具体工作的人要抱着一种感恩之心;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自我要求,应该脚踏实地,像农民工一样一点一滴地建设,不断地为社会做加法,这也是我的“增量历史”观。 

  社会建设尤其需要一种和风细雨、一点一滴地建设,包括公民组织的发育,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观念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书里批评了“庸俗革命家”的概念,就是那种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所有成果的人。社会建设也要避免做“庸俗革命家”? 

  熊培云:我很喜欢“庸俗革命家”这个概念。我最早是在一本叫《蚂蚁的革命》的法国小说里读到了类似观点。 

  不久前柴静在《面对面》中采访了德国青年卢安克。卢安克在广西支教了一二十年,甚至还要教学生中文,清心寡欲,像个圣徒一样,他深深打动了我。有意思的是,卢安克同样认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现在的中国人太着急了———“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想他批评的也是“庸俗革命家”。当然,我在这里反对的只是急功近利,并不是为了否定一个社会日常的生长。事实上,因为方向对了,这种日复一日的生长,其速度恰恰是最快的。

(来源:腾讯网 2010年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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