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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忏悔的可行性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0-11-16 14:00:49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近几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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