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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家族：一言难尽的悲怆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合影，依次为陈长玮（左上）、长玙（右上）、长琦（左下）和长璞（右下）   　　安庆仅存的血脉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17岁。 　　噩耗传来，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随后，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死时年仅28岁。 　　1933年，松年从父亲故知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监，看到父亲后，一下子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陈松年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以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他们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江津。后来，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对儿女甚少关爱。晚年，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却让他欣喜，“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来”。 　　在江津，陈松年陪伴父亲直至他去世。陈松年童年时从未得到父爱，但他对父亲非常孝顺，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对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带着一家子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1979年，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提出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答覆：以家属名义重修，资金由官方出。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熟悉他们的“陈独秀研究网”主编万多胜说：这两位是孙辈中与陈独秀个性最相似的。 　　在家族中，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 　　沉重的遗产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因为身弱多疾，加之经济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陈子美，以及陈红的父亲陈鹤年。 　　陈独秀入狱时，姐弟俩曾去南京探监。陈子美劝说父亲和潘兰珍尽快结婚，以杜绝别人的闲话。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 　　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陈鹤年后远避香港，更名陈哲民，在报界工作过，一直低调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其余的3位是祯祥、祯庆、祯祺。因为祖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多顶“帽子”，加之父亲又在香港，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文革后，陈鹤年的子女陆续落实了政策。除陈红留在北京外，其他几位都移居到香港。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读，在杭州做过电信局职员，学过妇产科，还跑过单帮。 　　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带着孩子，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后，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来不及见弟弟鹤年，又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1991年，陈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后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卷走，从此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后因积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八旬老人面临流落街头的境地。 　　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资助了部分。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听闻此事，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9000美元汇给陈子美老人。 　　江泽民访美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曾派人探望过老人，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次日，陈子美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松年之女长璞在纽约探访了姑姑陈子美，她评价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时，她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寂寞离世。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陈红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故事不重要。” 　　和三伯父家的长璞不同的是，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遗产：“他当年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他自己又吃过斯大林的很多苦。所以，他对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他当初说的，很多都变成了现实。” 　　(参考书目：朱洪着《陈独秀父子仨》。记者季天琴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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