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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家族：一言难尽的悲怆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携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董必武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遭陈独秀拒绝。 　　重获自由后，陈独秀有过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努力。他与王文元、罗汉等人想组织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战线”，并联合了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 　　王文元、濮清泉对他的计划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拒绝出席“联合会议”。而他计划中的“军运”活动，也随着何基沣突然被调职而夭折。1938年底“托匪汉奸”案的发生，则让“第三党”和“救国会”负责人在政治压力之下，切断了与陈独秀的联系。 　　12月4日，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第24期发表王明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称陈独秀为“匪徒”。随后，康生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明确指控陈为日寇勾结的“汉奸”，说“九一八”事变后，经亲日派头目唐有壬介绍，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罗汉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 　　半个月前，《解放》第22期还登载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称他为“老战士”，希望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周佛海、傅汝霖、王星拱等人随即在《大公报》、《武汉日报》上发函，为陈独秀鸣不平。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随后发表短评，称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组织行为为断”。 　　沸沸扬扬的“托匪汉奸案”到1938年9月嘎然而止——共产国际传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很快，王明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 　　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有损于中共声誉，也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多次派人到陈独秀寓所，安抚他的情绪，要求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在聂荣臻的司令部里，萧克谈起康生的文章，早期曾和陈独秀工作过的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到的吗？” 　　结局 　　1938年，由于日军近逼武汉，陈独秀带着复杂的心情，顺长江进入四川，先在重庆，后又迁徙到江津县。他退回书斋，致力于文字学研究和政治理论的探索和思考。 　　陈独秀贫病交加，与潘兰珍、嗣母谢氏相依为命，十分艰难。他只有为报纸撰稿的一点收入，生活大半靠北大同学会接济，其他友人的捐赠，他大多谢绝。 　　台湾方面的资料披露：陈布雷听闻“仲甫近况艰辛”，曾向蒋介石汇报，得蒋同意，为防陈独秀不要，特以朱家骅私人名义，让张国焘送到江津鹤山坪，3年共补贴14000元。 　　周恩来托朱蕴山说情，想请他到延安养老，不让他再在外头“胡说八道”。陈独秀拒绝了，他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李大钊、陈延年都死了，他自己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 　　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曾到武汉拜访陈独秀，想拉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共产党。陈独秀对他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得更好么？” 　　1939年，蒋介石再派胡宗南、戴笠到江津拜访陈独秀，谈起一年前的“托匪汉奸”论战，把周佛海等9人在《大公报》上为他鸣不平的公开信给他看。 　　陈独秀拒绝公开“反共”，要求谈话内容“切勿见报”。但“言世界大势，不利于苏……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1942年初夏，陈独秀听人说蚕豆花能治高血压，就叫潘兰珍去地里摘一点。5月10日，陈独秀喝了一杯霉菌感染的蚕豆花水，食物中毒，腹胀不已。 　　3天后，包惠僧来访，潘兰珍做了土豆烧肉。陈独秀非常高兴，加上好久没有吃过肉，多吃了一点。分手之际，包惠僧发现，老先生目光和往日不同，显得十分慈祥，他已预感到不祥。 　　当晚，陈独秀呕吐。此后一周病情加重。5月27日，陈独秀在昏迷中离世。临终，他交代弟子何之瑜如何处理书稿和书；托他给潘兰珍找个工作，“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人再嫁”。并嘱托三子松年，把他和嗣母谢氏的棺木带回安庆老家。 　　1947年，陈松年把陈独秀的木棺迁回故乡，与其原配高晓岚合葬。 　　他的追随者高语罕为他写了挽联，上联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其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参考书目：沈寂着《陈独秀传论》、朱家骅着《陈独秀传》、唐宝林/陈铁健着《陈独秀和瞿秋白》、杨奎松着《国民党的“反共”和“联共”》、朱洪着《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中国共产党历史》、《胡适口述实录》。感谢安庆市“陈独秀研究网”和万多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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