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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大业当从小事谋” 　　前些年，美国《新左派评论》前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访谈中曾问我：很多人在学校闹文革时的浪漫理想，接触社会现实后都破灭了，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那么你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我老实告诉他：没什么转变，真正要说转变那是在1989年。他觉得很诧异。其实在农村日久，见到了太多的严酷现实，“理想幻灭”肯定难免，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理想来取代，如果不想自暴自弃而沉沦下去，你还是只能以原来的理想作为精神支撑，尽量赋予沉闷无尽的生活以某种高调的意义。记得林彪事件后《571工程纪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的确给了我很大震动，以至于这个《纪要》我当时几乎能背出来，但我还是本能地排斥这种说法。为什么？今天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假如我可以逃出这“劳改营”，看到这段话我可能就大彻大悟，“越狱”而去了。但那时我事实上别无选择，那么本来我似乎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旦被说破——不过是如同劳改犯，而我又越不了狱，那还凭什么活下去？ 　　因此我们那时不能不“崇高”地活着。我当年的日记里有一首“沁园春”词就是这样把“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和眼前的生活相联系的： 　　光阴一去难留，存耿耿雄心叹未酬。 　　但北顾天山，逆斡为患，东望闽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阁，起于垒土，大业当从小事谋。 　　须发奋，耕耘倍勤恳，修补地球。 　　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想”，今天一些人赋予了那个时代以许多玫瑰色彩。毋容置疑，今天回顾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毕竟没有虚度光阴。大道理不用说，即便从世俗的得失讲，我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前读了六年小学，文革中三年“革命”与内战的“初中”时代实际等于失学，而我1978年从农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后首届招收的研究生。算起来九年的“早稻田大学”与正常的六年中学加四年本科相比，时间上其实也没吃什么亏。更何况我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九年的生活有关。这是课堂里不可能有的收获。 　　从15岁到24岁——应该说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就我个人而言，我这青春确实没有什么可悔的。而“理想”也确实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只能是“之一”。我见过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结局，如果知青运动晚结束哪怕五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其实，除了个人升官发财这类纯属私欲性质的所谓“个人理想”外（这里并没有咒骂“私欲”的意思，只是通常人们都不会把这样的欲望称为“理想”，一般而言，作为褒义词的“理想”都是具有超越性的），凡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信仰”，在“律己”方面都是类似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穆斯林或虔诚的儒家并没有多少区别。（就此而言，信仰因而也不该有“错误”与否之分，这也就是信仰自由的理由）不同的只是在“律人”方面——由于主张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导致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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