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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 |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
律己的理想与律人的“理想” 我不赞成那种意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青春无悔”之说。姑且不说强制动员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绝大多数知青对于并非自己选择的安排只有抱怨与否的问题,没有“后悔”与否的问题,(如前所述,我是少数自己要求插队的知青之一,但那种情景下的“自己要求”实际也并非真正的自由选择)也不说知青运动在成就了一些人(我应该属于这些幸运者)的同时毁掉了多得多的人。我只想指出两点: 首先,当时的“理想”在律人方面确有严重弊病,这种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哲学”,尤其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理想”的名义下斗人、整人、迫害人,乃至更一般的强人所难、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事太多了!我前面说“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无可非议”。但事实上当时相当多的“积极表现”就是伤害了别人,尤其是因“积极”而多少获得了一些权力后,这种事的发生概率就更高。扪心自问,我没有做过这种事,这不是因为我多么高尚,而是因为我从未“进步”到与权力沾边。 其次,正因为“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这种“理想”就显得十分无力:只要情势变得可以追求别的了,那“理想”就顿时崩溃。说到底它只能靠强权来维持。前面所说那种“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反过来就是迫害消除,“理想”反倒没有了——许多人在被“打入另册”时尽管“再表现也没用”,但还是虔诚地“表现”——所谓虔诚就是尽力假设自己这么做不是被迫,而是出于为了理想主动奉献,以使生活显得有意义。但一旦真的不再“被迫”,那种“生活的意义”反倒消失殆尽,他们几乎都作了另外的选择。当政策允许知青可以回城(并非强迫他们回城)时,大量的前知青积极分子都走了。 前面提到的念昆兄就是这样。他当年团结一批被打入另册的伙伴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终于使他领导的央务知青小组熬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先进集体”。但1977年高考一恢复,“先进集体”顿时军心大乱,大家纷纷回城复习备考。为稳定军心,自治区知青办领导当时曾私下承诺为他们争取特殊待遇,使他们无需回城复习也能被录取。但后来承诺却无力兑现,弟兄们感到被骗,几乎是一哄而散。结果还没等到1979年后的知青回城大潮,这个耗尽他们青春和血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先进集体就已经灰飞烟灭。 我当时仍然在村复习,没有回城(当然也很少出工了),原因不过是在城里我已无家可归,我父母当时也下放在一个穷县,条件不比田林好,加之那时我因搞乡土文艺小有名气,与县文化馆关系很好,可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任何县里有的书籍。所以我不可能也无必要回城复习。而我过去虽一直被认为“表现不错”,却也并非鹤立鸡群。这次却由于连头号先进集体都已大乱,而我却仍然在农村坚持,被刮目相看。于是我递交多年的入党申请很快被批准,而数月没怎么出工的我又成了文革后恢复劳模称号后的首届“县劳模”。其实那时谁都清楚:知青运动已是强弩之末,我不久就因考研成功而离开,但即便没有考上,很快也是要走的。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信仰”确实无法与那些法国传教士相比。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放弃了世俗利益,而我们无论意识到与否,实际上是在世俗利益被剥夺、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情况下树立“信仰”的。一旦可以选择,我们就不再坚持。这样看来,我们真的虔诚吗?确实很难说,在那个连家信、日记甚至情书都充满了“豪言壮语”的年月,至少像我这样尽管“表现不错”、但并非大红大紫地被用于宣传的人确实没有想欺骗谁,只是希望自己活得有价值、并非行尸走肉而已。 但我们也的确“经不起考验”,像常井墓地中那些为信仰虽九死而无悔、甘愿埋骨穷乡僻壤的宗教圣徒,我们中几乎一个也没有。知青运动潮落后仍然留在村里的绝无仅有者,也多是因为成了家、有拖累、在城里生存困难等世俗原因而留下的,他们现在多已被遗忘,在缺少人生意义和尊严的艰难生活中老去,没有谁问他们是否“青春无悔”。而发出这种豪言壮语人都已离开农村,评价知青运动的话语权如今也是在后者、尤其是今天有头有脸的人那里,但是我们这些幸运者真比那“沉默的大多数”更有资格评论这场运动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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