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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经济改革的“切入点”在哪？

http://www.CRNTT.com   2013-12-30 08:50:16

其次，发达国家的低息政策不会轻易改变，因为它们今天面临的就业压力和债务负担使得它们更倾向接受“弱势美元”、“弱势日元”乃至“弱势欧元”的货币结构。尤其是日本和欧洲经济依然疲软，更会导致向中国市场的套息交易的资金，随着他们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而不断增加，从而“常态下”的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有增不减，直接考验我国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战略的有效性。 　　再者，若发达国家的“就业水平”处于持续低位的状态，无法在新的一年中得到快速解决的时候，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市场开放的要求，会导致我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日益增加，同样他们反过来也会挑战我国监管体系的运行效率和中资企业的竞争力。一句话，中国未来“稳中求进”战略的运行效果，将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力和融入国际市场所需要的务实大胆的推进方法。 　　但是，我们自身今天也受到了过去引以为豪的“四大红利”减弱和社会大众高度关注的内需不足的“三大障碍”所带来的诸多挑战的问题。如果不正面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别说未来“增长方式”的转变会受到很大影响，就连我们要摆脱现在国内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的并存问题也会变得举步维艰。 　　文章提出，针对各项挑战，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改革开放的内涵，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人口红利”尽管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再现，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后，劳动力的资源还会不断涌现，只要我们在户籍政策、企业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上不患得患失，大胆改革，稳步推进，那么，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贸然放弃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富差距、充分就业的问题。即使退一万步而言，今天很多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在外部市场消费能力还没有恢复的状态下，以及中国社会大众内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无法承担“民工荒”所带来的高成本、挤压利润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从眼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中找到中国经济储藏着另外一个宝贵的“人口红利”，只要我们年长的企业家和年轻的未来的职业经理人之间，通过外部的制度建设和内部的激励机制设计，形成一种充分的信任关系，那么，多元化的致富模式——靠差异化标准和技术的打造，再加上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就会在盘活两种“人口红利”的基础上越战越强。 　　第二，“全球化红利”虽然再也不能让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仅仅靠不断增加货物出口来创造，但是，如果我们今后能够通过更加务实创新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来推动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继续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公平竞争、相互合作，中国的金融业也能够与时俱进，满足各类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那么，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红利”将变得更为丰富，其结构也变得更为合理，它表现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实业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民企和国企之间，中资和外资之间，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平衡点，从而再像过去30年那样，创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奇迹。 　　第三，“资源红利”的瓶颈已经让所有的海内外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了莫大的挑战，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面临地球温暖化的挑战，很多丰富廉价的资源，比如，中国的煤资源，今天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大规模地投入工业生产，而不可再生资源的创造也因为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中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中国今后要密切关注欧美市场所进行的一场关于“资源标准”的竞争，防止过度投资所造成的“产能过剩”。中国也要联合新兴市场国家，争取能够让更多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无偿或低价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来，以弥补他们前期发展阶段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的后果。另外，我们自身的节能减排工作也要落到实处，避免已经变得不断稀缺的“资源红利”再被无端的占用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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