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经济纵横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 
中国正步入新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

http://www.CRNTT.com   2015-07-01 07:19:47  


经济内在秩序调整主要有两方面,分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及政府和企业关系调整,它们是新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内在线索。
  中评社北京7月1日电/“新常态”是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它明确了决策层的目标诉求及相应的政策取向,理解新常态的内涵对于把握中国的经济政策导向具有重要作用。但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似乎还应在更大的框架下进行。当前,中国的政经秩序正处于大调整阶段,需要跳出新常态的框架,透过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细节,更全面地观察和判断正在形成的重要趋势性变化。

  潜在增长率一路下行绝不是必然趋势

  中国经济周刊发表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卫挺文章称,新常态的首要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个特征既源于对中国经济的实践观察,更源于智库的研究测算。当前,中国经济的确在中高速的增长区间运行,更准确地说,是在7%至7.5%的增长区间运行。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7.4%,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7.0%,而市场对二季度经济增速并不乐观。从这些数据来看,与以往的高速增长相比,中国经济增速的确放缓了。

  然而,很多智库强调“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一路下移”。比如,某智库近期研究认为,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降到6.2%。在既定的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下(即十八大提出的“翻一番”目标),潜在增长率一路下移是悲观的结论,根据该结论,反过来也意味着稳增长在高层决策中将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但潜在增长率一路下移绝不是个必然趋势。

  首先,潜在增长率是一个趋势性概念,而中国经济增速实际调整却表现出断档式特征。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经济增速换挡存在如下事实:从2011年的9.5%断档式降到2012年的7.7%。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种断档式下降要么是受经济周期的技术性冲击所致,要么就是经济增长引擎受到了机制性冲击。而这两种冲击均有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但不一定都会产生下移效应。更为关键的是,2012年的经济增速下降似乎可以从机制性冲击中找到更多理由,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即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与企业家座谈时指出的,“就是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经济增速的阶段性适度放缓对于长远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

  其次,从潜在增长率的来源来看,存在多种途径加以提升。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对于中国这个仍然处在转型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多数缺乏制度变迁的考量,最致命的不足就是忽视了正在逐步形成的改革驱动力和技术创新驱动力,而这两大驱动力的不断释放将构筑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矗

  多数学者认同,当前正在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最终都将抬升潜在增长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潜在增长率一路下行的悲观结论是一种静态的片面认识,中国经济有望通过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源源不断释放发展潜力。基于此,当前的稳增长工作也需将各项旨在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措施作为核心着力点。

  国内正步入新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

  文章分析,要想理解新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逻辑,必须先明白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多数观点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遵循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模式下,形成了特殊的政企联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30多年的磨合与演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用于维系这种政企关系网络,这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性规则。

  整肃吏治是中国步入新政治经济阶段的催化剂。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反腐力度和官员纪律约束的不断加大,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群体的目标诉求、行为方式正在快速发生变化。这一点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已经有所反映,比如有的公务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心态加重,面对中央政令“积极但不作为”增加。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官员的这种反应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整肃吏治犹如一剂普遍适用的催化剂正在引起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系列重要内在调整,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秩序大调整”阶段。

  就经济而言,内在秩序调整主要有两方面,分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及政府和企业关系调整,它们是新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内在线索。

  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必须关注到以下基本事实,整肃吏治由中央发动,由中央调控,其结束以及未来可能的制度化过程也由中央决策,中央体制仍然在为整个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提供稳定基矗这决定了此次秩序大调整与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大转型存在本质区别,可以说,此次秩序大调整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阶段。但从经济影响来看,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已经不局限于之前各方关注的财政关系调整,还包括更一般的决策执行机制实现,这将对中央的经济动员能力形成重要考验,也是当前经济稳增长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政府和企业关系调整主要表现为原有的政企关系潜规则受到官员纪律约束失去操作空间,并且,整肃吏治通过内在的政经网络影响到与之关联的企业家。目前,企业家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整体而言,笔者相信政企关系会围绕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调整,新的政企关系将在经济法治的范畴内得以确立,而这将给中国带来强劲的软实力。

  当然,上述观察只是现阶段的初步判断,目前各界对新旧秩序过渡阶段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其中蕴含的风险仍然缺乏足够了解。
 


【 第1页 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