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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两岸携手复兴文化中国 良机出现

http://www.CRNTT.com   2016-02-08 00:08:13

“纳中华入台湾”的意义 　　从本文的论述脉络来看，他们在台湾的任何学术或文化成就，都可以看作是某种“台湾精神”的发挥。举例言之，今天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界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的，唯有新儒家而已。大陆学术界要想研究儒家思想，也很难绕过“港台新儒家”。如果他们当年不来台湾，他们会有这样的成就吗？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难道不能说是“台湾精神”的发挥吗？ 　　也正是在这点上，杨儒宾突出了1949作为接轨永嘉、靖康“南渡”文化的意义。杨儒宾所更关心的是台湾文化如何能够“纳中华入台湾”，独树一帜，在世变之后开出新局。 　　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来看，有好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好的答案。没有问题，必然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在我看来，当年中国知识菁英南渡，所谓“纳中华入台湾”的最重要意义，便是把儒家学术史上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华文化和西方交汇时所产生的重大学术和文化问题，带到台湾来，让下一代的台湾知识菁英有机会运用他们从台湾获得的文化资源，发挥“台湾精神”，解答这些问题，并把台湾打造成为“文化中国”的中心，所以说：“台湾精神”是“文化中国”的灵魂。 　　然则，中国知识菁英从大陆带来的重大学术和文化问题是什么？ 　　从二次大战结束，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以来，港台地区研究中华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过于牟宗三（1909-1995）。如果说胡适是“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代表，牟宗三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牟氏是山东栖霞人，天资聪颖，自青年时期，即潜心精研中、西哲学，27岁出版《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此后即著述不断，他先独立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书译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统绪，写成三巨册的《心体与性体》，累积下极为丰富的哲学宝藏。临终时自谓：“一生著述，古今无两”，堪称现代新儒家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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