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社会生病 媒体吃药不公道

http://www.CRNTT.com   2010-06-18 11:02:09

结　语 　　德国先哲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覆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但是，现实世界远远不像学童背诵名言警句那样简单。康德自己就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伦理困境：当一个持枪男人来到你家门前，问另一个人在哪里（正藏在你家壁橱里），因为他想杀了他，你应该怎么做？你是撒谎，还是说实话？ 　　社会公德应当体现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的平衡。一般而言，消极义务是底线性质的基本义务，人人必须遵守。孙立平教授指出，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比如“不许杀人放火”、“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应该说这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底线失守是一种很深刻的社会危机；而积极义务则是一部分人承担的义务，它塑造高尚人格，但是许多人做不到。过于强调道德中的积极义务，制定高不可攀的道德标准，制造“道德理想国”，往往导致专制统治；或者没有人去参照执行，导致“规而不约”，从而失去操作性。 　　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职业道德和伦理格外重要。而成熟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通常是以消极义务为主的，媒体伦理道德也是如此。因此，宽松、宽容、宽厚的待人之道特别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在他人和媒体未曾违反社会底线道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容忍各种言论和行为，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要素。 　　况且，对媒体的批评还必须有科学依据。而历史反覆证明，相当一部分对媒体的指责不是严厉过头，就是文不对题（正如麦克雷教授所言：大家天天接触媒体，人人都有想当然的观点和判断，这些观点和判断未必是无稽之谈，也不一定说不通，但它们往往不以科学分析为依托，而是基于各人的价值取向）。至于行政部门不依法轻易惩罚媒体，那既损害媒体和公民正当权利，又有碍法治社会目标下国家形象的塑造。（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　展江） 　　(来源:《时代周报》2010年6月18日)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