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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傅国涌 　　中评社北京11月7日讯／“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广东《时代周报》4日登载文史学者傅国涌的文章“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内容如下： 　　整整四十年后，沈元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点儿冷清。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数学子连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说沈元了。这个流血太多、至今还将许多流血者的名字视为禁忌的民族，沈元只是这个被杀者名单中的一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名录中，他能拥有一席之地，几百字的介绍，似乎已属万幸，因为更多的人连姓名都已被湮没了。  　　当年的祸根 　　我读过沈元同学郭罗基的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回忆录》，对他的生平和遭难才有了一点了解。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三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是在一九七O年，种下祸根却是在更年轻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时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一九五六年，他有机缘从英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他们课堂上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之间的议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年代问题。一九五六年所谓 “双百”方针出台，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也同意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 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是在劫难逃。 　　来自身边的“指责” 　　在感叹命运之神对沈元的不公时，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叹一个天才的夭折，赏识他的黎澍认为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这些说法也许没有错，我更在意的则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场灾难降临以后，包括他身边的同学、最接近的人们做出的反应。“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四二三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的墙报。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如果不是郭冒险把这些信悄悄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因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幸免的宋诒瑞多年后编了一本纪念沈元的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才生之死》。 　　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悄悄地盯着，当然每个人都被盯着。这就可以理解郭罗基想保他过关时，上级认定 “他早就是右派”，不仅指出他的“《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地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那些私下的议论。原来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的伏笔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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