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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打假的最终困局

http://www.CRNTT.com   2012-02-03 11:27:18

■ 打假困局源于体制逼你作恶 　　在一个说谎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注定出现大规模说谎 　　中国人早已熟悉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但如果要讨论说谎有多普遍，不妨转而看看说真话有多难。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 　　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历史学者吴思说，在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新闻联播》的固定语法就很明显，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以上内容摘自新周刊201007期《中国人为什么爱说谎》） 　　在说谎成性的环境里打假往往是“一打一个准”，但真相并不会就因此更多 　　如果把方舟子十余年的打假对象都放置在体制背景下看，每一个被质疑对象都要承担因为质疑带来的影响，甚至那些被拉下神坛的造假者必须为言行负责。但追究责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体制之恶在背后施加的推力——体制逼人撒谎，这恰恰是方舟子在坚持“对真相要有洁癖”时忽略的。方舟子的打假经历同样可以说明问题，他曝光涉嫌学历造假的唐骏至今既没有辞职也没有道歉，禹晋永涉嫌的违法行为也还没有人去追究。他甚至沮丧的表示“我们在学术领域的许多打假，即使证据确凿，涉及到体制内的打假，大多数都不了了之了，我们揭露我们的，他们依旧造他们的假，完全不理会。”方舟子如此打假的困局其实并不是向他这样的人太少，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假往往是“一打一个准”，但真相并不会就因此更多，因为靠说真话生存的机会太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少，保障信息公开的法律太少。 　　□ 结　语 　　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质疑，造假者也必须付出代价。但在偏信谎言不说真话的体制里，唯有社会个体在不得不错的时候多一点自我约束，方舟子们对不得不错多一些宽容，这样的打假才能少一些悲情和无奈。 　　(本文来源：网易新闻《另一面》2012年2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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