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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与三块硬骨头

http://www.CRNTT.com   2013-11-03 09:10:27  


 
03 多元化才能实现稳定

  时代周报:在你的新著《公天下》中,你指出社会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稳定,并把这个作为分析历史的一个基本框架。那从这个框架或者维度来讲的话,你怎么去分析和评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

  吴稼祥:中国社会规模大,对稳定的要求总是非常迫切。1978年以来的改革,最大的难度是在社会不失去稳定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活力,应该是这个改革的主导思想。当然,这主要是集中在经济方面,比如说,农村改革就是承包单干,恢复农民自己种地的自主权,城市的商业改革,那么就是企业主的经营自主权,工业改革,包括外贸,就是生产、投资与贸易的自主权。所有这一切凡是强调自主权和自治权的地方,个人的积极性释放的都是活力。活力在经济上就是效益。应当说,我们国家在1978年以来获得的成就不仅是当世无双,历史也无二。30多年来能相对顺畅地改革下来,应该说是各种要素的一种汇集。

  效率的另一面是社会平等问题,有平等才有稳定。平等和效率相当于人的左脚和右脚,那么,1978年以来,我们主要迈的是右脚,左脚现在几乎没有迈,为什么没有迈呢?因为那条腿被一根绳子拴住了。这根绳子就是反对政改的绳子。

  经济效率的释放主要靠市场体制,而市场不能自动释放公平,公平一定是政策实施的结果,政策实施要靠社会体制。如果说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体制不是一个制衡的体制,那么,市场释放活力或者提高效率的结果,就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的持续加剧,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危及市场本身。

  时代周报:改革就是要改出新的方式、新的逻辑,而大多数人还是沉浸在旧体制、旧习惯之中,如果没有一个信息过程和学习过程,要想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吴稼祥:改革呢,第一个就是邓小平的“两试法”——试点和试错,第二个就是甜头主义,就是先找那些一改革马上就会有甜头的领域,比如说承包就是这样,承包后农民就有饭吃了,比如说城市里的小餐厅承包,一承包经营就好了,这就是甜头嘛。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假如一下子全国铺开,各个地区都不一样,甜头还没有尝到,苦头先到了,这种改革不就死了吗?比如一些过去认为敏感的领域,现在全国有好多地方,实际已经有些试点了,而且甜头已经显现。但是,上面到目前为止思想还没有统一,所以有些地方的试点三心二意,甚至故意搞砸,好的试点经验,也没有得到肯定和推广。

  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不平等加剧,如果想避免最后崩盘,只能启动全面改革。

  时代周报: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至今仍未厘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纠结。你怎么去看待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不同?比如,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导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吴稼祥:1980年代的税收体制是“分灶吃饭”,完成了中央上缴的份额剩下都是自己的,所以地方的发展,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些,活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把这个可以叫做财政多中心治理,地方的有限财政主权。1990年代以后,这个权力基本上就上收了,地方留下的可支配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一方面,因为中央的钱有点多,多了以后就胡作非为了,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不是为老百姓负责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地方政府要干一点民生的事情也没钱,所以为了要创造出收入,土地成为最快的、也是最大量的一块,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现在的“血拆”现象。地方的财政窘迫,加上任期制,再加上土地所有权的空置,现在全中国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我把这叫做“中国第四次土地战争”。政府和农民之间夺地,应该说与1990年代以后财政中央集权的能力过强,地方财政回旋余地缩小有很大的关系。

  与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相比,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不同的改革。人人都知道1980年代是个黄金时代,为什么是黄金时代呢?多中心治理嘛,权力下放、增加活力,假如是沿着这个方向走,如今的整个社会状态就会不一样。把钱收上来容易,要再发下去就很难,比如说“营改增”、小微企业增值税暂免,稍微让一点,但让得很少,等等,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对1990年代以来政策的矫枉,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在治标,小打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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