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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及其平衡方法

http://www.CRNTT.com   2014-03-05 08:20:58

假如想用资本项来平衡经常项，那么对于一个贸易顺差国来讲，其方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的逆差（即资本流出）来平衡经常项的顺差。这种调整方法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比较可行，因为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稳态，金融自由化程度高，既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又有成熟的金融机构，因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环境下，既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银行，又可以通过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开展对外投资，来实现资本项与经常项的对冲平衡。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并不可行，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尚处于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更加难以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经常项的顺差。由于经济增长尚未进入稳态和金融浅化，无法开放资本项。 　　购买外国国债的方法作用有限、风险很高 　　文章分析，在资本项不能开放的情况下，就只有通过央行购买外国国债的方法来完成对外投资，但是，购买外国国债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且有很高的汇率风险。国债属于政府融资，政府是非生产性机构，政府对外融资当然也是非生产性的，因此，政府融资最后都会转变为社会消费，在居民进口边际倾向不变的情况下，融资国的进口便会随着政府对外发行国债量的增加而增加，而这又会造成投资国的出口增加和经常项顺差的增长。不仅如此，融资国之所以需要从国际金融市场大规模借款，一定是经济基本面出了问题，因此，随着融资国对外发行国债数量的增加，其货币就会趋于贬值，这一结果给投资国带来的便是较高的汇率风险。如果，我们把中国与美国在最近10来年中的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关系做一个考察，那么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基本上就像以上分析的那样，美国依靠来自于中国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项顺差平衡了它的经常项逆差，而中国通过对外投资却形成了一个福利下降的正反馈，即：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美国资本项顺差扩大导致经常项逆差同步扩张，由此造成的美国进口增加导致中国经常项顺差增加，从而需要中国对美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国债投资。在这样一个正反馈过程中，中国承担美元贬值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但国际收支的顺差却因为这样的正反馈而持续扩大，中国因此而陷入上文中提到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货币供应量有增无减（外汇占款发行所致）、出口下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化同时并存的困境。除了这些流量效应之外，从存量上看，中国还得面对投资美国国债收益率偏低、以及美元贬值带来的存量资产缩水的福利损失。 　　通过资本项逆差平衡国际收支不可取 　　文章称，尽管从理论上讲，一国存在结构性贸易顺差时可以通过资本项逆差来平衡国际收支，但是当我们回到现实中就会发现，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在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平衡国际收支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经济学家们便主张中国通过开放资本项目来促进资本流动，以便给出资本项逆差调整的操作空间。但是，国际经验和实证研究的结果都已经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新兴市场经济体凡是开放资本项的，几乎都没有产生宏观经济管理层所追求的预期效果，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大都是不稳定的，当它们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进行结构转型的时候，在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以及对外开放的“追赶效应”或者“干中学”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其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大都会超出人们的预期，从而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溢价。但是，一旦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追赶效应和干中学效应趋于递减，那么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就会趋于衰退，于是投资溢价转瞬即逝。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这种倒U型波动，构成了对它们开放资本项的约束。设想这类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之倒U型曲线的左边开放资本项，那么由于经济增长处在上升趋势中，因此巨大的投资溢价会造成国际资本的净流入，从而会对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或者当这类经济体决定在倒U型曲线的峰值上开放资本项时，那么由于经济增长已经见顶、资产价格处在高位，流量投资的溢价和存量资产的溢价都已趋于消失，这势必会导致资本净流出，所以，极易引发资本外逃的金融危机或货币挤兑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和货币危机为我们提供很好的佐证。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在倒U型曲线的右边开放资本项目，毫无疑问，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处在这种状态时，其经济增长已经陷入长期调整中，此时开放资本项，除了对外借款融资、用来平滑消费之外，并不会有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靠举外债来维持消费稳定、而不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维持可持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最终都会陷入到深重的债务危机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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