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港澳论语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4-27 09:03:23  


 
何怀宏:学术不诚影响康有为政治实践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拿康有为、梁启超相比,梁在思想原创性、体系一贯性的坚持方面都不如康有为。前几天我看到李泽厚有一个访谈,谈到康有为,谈到中国式自由主义以康有为为代表。但如果我们不仅考虑思想史,也考虑制度史、实践史的话,会发现有不少问题。

  当然康有为的学术思想自有其重要意义,但在戊戌变法那一段期间,其思想学术可能不是他改革实践的助力而反而是阻力,他的“今文公羊之说”、“孔子改制说”,让很多人怀疑他,哪怕是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的学者,觉得康有为在学术上有不诚、不真实,或者说太大胆乃至狂妄的地方。中国很多官员也是学者,是连在一起的,对他有所怀疑。而学术思想上的不诚也影响着他的政治实践。茅海建在戊戌变法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康有为的《我史》,25000字,他写了80多万字的笺注,今年刚推出的一本关于《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也是厚重之作,他是很好的历史学家,不是考虑思想的影响和效用,而是首先求真实,比如这些奏稿到底是不是你写的,张之洞请诛六君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就要求考证清楚。

  这让我回想起16年前,也就是1998年开了一个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年的会议,当时我提交了一篇论文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两个源流”,其实是两个路向或路线,是读陈寅恪回忆其祖父陈宝箴他们当时的一些观点而来的,还有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的一些考证,读的感觉和史料印证认为确实有陈寅恪所说的有两个路向:一个是以陈宝箴、张之洞为代表的变法路线,还有一个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路线。康有为的路向跟陈宝箴、张之洞的路向不一样,他更多是文人、思想家、言论家,带有文学风格。如果现在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讲到文人浪漫主义者,跟他们有很多贴切的地方。

  如果我们简单说“戊戌变法注定失败”,这个结论肯定下得太早,当时其实潜存着好几种可能,虽然也不是说必定会成功,但从1895年开始的自强运动或者“自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当时的君主不是很有经验,又没有来得及任用富有政治经验和改革思想的重臣,而多是采纳了一些缺少实际政治经验和历练的言官的意见。还有康有为在里面的一些奇怪的做法,以及后面很激烈的反应,我们会发现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人才会这样做,包括最后这样一个结局,具体不多说了。康的作用用汪荣祖的话说是打开洪水阀门,“欲栽变法之花,却无心插了革命之柳”,他有机会主义思想,加上自己的教主和领袖欲。这当然会得到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但也容易树敌很多。如梁启超所说的“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坚毅也”,这有他的优势,“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建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这后面有相当急迫的心态,包括康有为的弟弟批评他的哥哥“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这都是有的。

  这种气魄除了个性原因之外,在思想上是来自什么?我认为是来自一种政治上的完美主义。他心里深处还有一部《大同书》。他很急切,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且功成在我。而具体到戊戌变法的直接教训是:首先,思想家、言论家、政治家应该是各司其责。其次,那怕在一个不得不变,不得不改的社会里,哪怕只是为了改革的成功,所使用的手段也还要注意诚实、稳健和乾净,何况是在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传统上重视道德的社会里。再次,改革不能不注意民风世习,注意新的力量,包括逐步的教育和训练,打击面也不能太大,不宜激化矛盾。

  所以,我觉得康有为可以说是“中国激进之第一人”,虽然他后来很快就显得保守了。他的坚持一贯还是相当令人尊敬。但可能正是由他,或者说由戊戌变法的失败开启了20世纪的百年激荡。当然,后面还有改革机会。历史不是命定的。改革那条路后来事实上没有走通,但不是说注定不能走通。历史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呈现为“现实”的唯一一条路。就像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其他东西我们都试过了,所以只能走后来那条路。但我们真的试过了吗?或者恰恰是被后来那条路人为和强力地打断了?德国一次大战后魏玛民主似乎是失败了,但后来德国二战以后还走那条路不是走通了?有些事情需要时间,需要坚韧的努力和耐心,甚至愈是好的事情愈是如此,太快得到的东西常常不是好东西。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