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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40多年鲜有人关注文革被迫害农民群体

http://www.CRNTT.com   2014-04-30 11:21:46

延伸阅读：徐星纪录片拍文革 聚焦底层受害者 　　内容摘要：“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徐星说 　　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文革”的回忆或者反思作品，内容几乎清一色的是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普通人“文革”里的生活则少有人关心。 　　作家徐星在1985年用小说《无主题变奏》以先锋的姿态闯进人们的视野，一度轰动。《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共同被视为“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徐星和刘索拉也成为“现代派”的标志性人物。之后徐星游走在中德之间，进行纪录片创作。2008年他做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试图将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的叙述当中。现在，他在做一部关于农民的“文革”纪录片，拍摄已经完成，后期工作尚在进行，片名他始终没有想好。 　　“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这是徐星在微博上给自己纪录片的注脚。 　　画作背面的犯人登记表 　　2010年徐星结识了画家贾和震。“文革”期间，贾和震因为“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十里丰监狱度过了十年。他利用自己“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和协助管教队长做犯人的学习改造中的一些文字杂事)的身份，用监狱里“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全部都带了出来。意外地成了一段平民史的见证。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文革”期间的“犯人登记表”，其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些“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当然还有罪名。徐星给记者展示了部分“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这些罪名包括：为首犯贡献地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制造政治谣言、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书写反革命信件、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刘少奇、参加反革命集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地下团团长…… 　　现在看来，有些说法充满荒诞色彩。但是在当时，这些农民都按照“文革”期间不成文的规定被判处了至少十年以上的徒刑。这些犯人都是浙江本地人，大部分人都是农民。 　　一直以来关于“文革”的反思里几乎见不到农民的身影，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数量庞大的农民的真正故事消失在浩大的历史当中。 　　看到表格的一瞬间，徐星就觉得非常震撼，想要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和现状。2011年10月，徐星一个人扛着器材走访了浙江20个郊县，寻找当年“犯人登记表”里的人。有些19世纪90年代的人早已死去，还有一些搬迁了住址。当年的住址多以“红旗”、“革命”这样的词汇为名，很难对应到现有地址。 　　拍摄用了40多天，几经周折，徐星找到了其中11个当年的“犯人”，还有一位没有在登记表中，但是当年一个“犯人”的同案犯。这些人现在大部分是70多岁，神智都还清楚，往事被重新诉说。动乱过去了，他们身份一直是农民。 　　尽管官方历史显示，“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是徐星访问的这些农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释放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说到平反，但是当时平反的都是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农民就没人管。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蚂蚁一样出生，蚂蚁一样死去。” 　　根据徐星的了解，“释放”的过程仅仅是“释放”，监狱告诉农民当时错判了可以回家了。监狱方面会给农民一个释放证，内容是：从××年到××年，“文革”期间×××，被××组送到××服刑，根据××给予释放。没有澄清，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官方无罪认可。 　　农民回到家发现形势已经变化，再去找当地的镇、乡政府，试图找到某些说法或者补偿，当地政府给出的基本统一：国家有困难，要体谅国家，“文革”的灾难都是“四人帮”搞的，全国都是这样，如果人人都赔偿怎么赔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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