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

徐星：40多年鲜有人关注文革被迫害农民群体

http://www.CRNTT.com   2014-04-30 11:21:46

“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登记表上记录的他们的罪行大部分都是夸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一个表情，一个态度就可能是犯罪。”徐星说。  　　农民周明夫的罪行是“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偷听敌台”的罪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少见。周明夫装了一个小的矿石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苏联那边的信号比较强，周明夫偶然听到了，就被别人告发了。当时周明夫是大队里的会计，大队里三个会计有一把气枪，20多岁的人拿枪比比画画，就成了“犯人登记表”上的“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周明夫现在并不承认自己当时瞄准过毛主席像。30多年过去了，细节无从查证，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徐星给周明夫看他当年的“犯人登记表”，周明夫觉得意外又荒谬，喃喃说：“真可笑，罪名都很可笑。”很多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接下来的处境就是亲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以此避开“反革命家属”的身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周明夫的妻子裘玲是一个异数，她选择相信丈夫，她觉得丈夫没有罪，她问农场里的领导，对方说周明夫没有什么错，裘玲觉得欣慰：“农场里的领导这么说的，还有良心哦。”  　　周明夫本人对这件事的想法是：“想起来十年嘛，这样过去了……过去了，我想已经过去了，二个呢他也是受别人指使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没有心的。都是踩着别人往上爬，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农民翁志渝是徐星在寻找“犯人登记表”上的胡俊录意外找到的。他的“犯人登记表”并不是胡俊录的同案犯则被迫给自己捏造了“罪名”。农民翁志渝和胡俊录被定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的行动”，监管人员为了避免“串供”，把他们隔开审讯，要求他们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翁志渝实话实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审讯员用枪把子在他脑袋背后敲一下，不说就再敲一下，如此逼问之下，翁志渝自知屈打成招是肯定的了：“我知道，(他们)一定要问名称出来了。” 　“他们(指审讯员)说，不会没有名称，你们有组织有纲领，你们的名称是不是反共。我说不是，我知道这个(反共)一讲要枪毙。我想，没有办法了，再不捏造一个名称出来，不打死也要打出脑震荡。” 　　翁志渝当年有读报看报的习惯，家里订着《浙江日报》。他看到报纸上经常提到“反苏反修”，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要反斯大林。当时的大喇叭天天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国际歌》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翁志渝暗暗想，想同样是唱歌，一个说大救星，一个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中国是不是个人迷信呢?翁志渝还见到过报纸上有“启蒙”这个词，觉得“中国老百姓糊涂了，要启蒙，不能这样下去”。  　　审讯员逼问之下，翁志渝想起了自己偷偷有过的想法，说“我想是想了一想”，审讯员立刻问：“你怎么想的?”翁志渝答：“启蒙。”审讯组并不知道这个词，也不知道启蒙两字怎么写，问翁志渝什么意思，翁志渝说：“毛主席是个人崇拜。”审讯组大惊失色，狠狠地打了翁志渝一下，“现在想起来还疼”。翁志渝只说了启蒙两个字，审讯组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是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定罪的时候其他“犯人”对于“启蒙”两字毫不知情，对自己的“罪名”也一头雾水。1970年3月份，翁志渝和胡俊录被判刑。 　　徐星：农民反正你知道，他们表达能力相对来说弱一些。“现行反革命”这个罪行最少都判了十年，十年在监狱里，对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农民还是干嘛的，都是一个很惨痛很悲惨的记忆。尽管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表达能力也很差，但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犯人登记表的时候表情还是非常震撼。  　　每个人都有故事，各自都不同，但是荒谬和荒诞是一样的。他们说的话都很有哲理。我觉得让他们开口不太难，底下的农民都挺敢说的。悲惨的经验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愿意说。 　　时代周报：你试图提醒他们错判应该有补偿，或者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事情吗？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