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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审批权后政府面临三大任务

http://www.CRNTT.com   2014-09-22 09:06:33

其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预，准确定位政府职责。2009年5月有关部门发文，指出中国光伏太阳能、风能过剩，要求压缩产能。事实上，文件下发后不久，国内光伏太阳能不仅不过剩，而且短缺30%，出口市场供不应求。由此可见，准确定位政府职责和职能非常重要。对产能是否过剩，政府不必要去做判断，但项目规模、技术和工艺设计标准、污染和污水处理要求、污染物排放指标、项目投资的环境评估标准，政府需要审查和管理。对于结构调整，政府也不必强调压缩产能，而是强调对技术、环境标准的约束，通过价格补偿、环保处罚，以及刑事责任追究迫使企业改善生产、压缩产能。 　　其四，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经济速度和投资等指标变化等，不应太敏感，应保持淡定态度，保证政策相对稳定连续。面临严重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时，欧盟各国并没有慌张，始终坚持原则和底线，紧缩财政开支，对不符合财经纪律要求的国家不予贷款救助，对退出欧元区国家也不害怕。当走出危机后，欧盟的政策统一和治理水平大大提高，各国认识也大大进步。美国面临金融危机，政策出台反覆讨论，应对危机的措施出台缓慢，但其政策几乎没有后遗症。因此，在面临主要经济指标波动的时候，需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政策出台不能应急，应有充分的社会讨论，并进行论辩。国际经验借鉴，要从抽象的内容、原则、思路、做法，具体到法律、法规、政策、条款来研究和运用。 　　完善审批和监管制度 　　文章提出，其一，将行政审批转型为法定审批。法律和法规应该明确，对于企业的设立和业务，“法无禁止皆可为”，而对政府权力、行政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现在无论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其权力、行为和决策很多是自己订立行政规章而设立，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这种行政权力和行为设置的法律约束不够，因此而导致政府干预微观市场的行为很普遍。下一步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应将政府保留的行政禁止、审批、强制、收费、处罚等具体事项，通过立法予以确认。一切政府行政行为和权力，都具有法律的依据和授权，真正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 　　其二，改革行政审批的监管制度。过去的部门管理制度是围绕审批、准入来制定的，行政审批简化、下放或取消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府部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其实，事情更多了，责任更大了。审批下放、简化后，政府部门要从审批转化为监管，进行行业统计、监测、分析、预警，收集行业和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不足，市场存在的不规范。同时，加强对技术标准、安全、质量、信用、劳工、环境、生态、污染等门槛准入管理，加强对图纸设计和工艺流程的管理，进行事后问责和追责，接受举报、信访、访谈等，加强对内外资市场反垄断调查，对外资进入的安全审查，对国外产品国内销售的倾销、补贴审查，并建立起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这一切不是简单进行机构改革和大部制就能够解决，而是要重新规划和设置政府职能、职责和法律责任。 　　其三，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仅仅有了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并不能解决行政审批中存在的问题。一个项目盖章如此之多，效率必然低下。因此，需要梳理审批的环境、程序和细节，看哪些可以取消，哪些可以合并，哪些可以简化，哪些可以进入行政审批中心，进行程序化审批，通过一站式服务，提高审批效率。 　　其四，实行信息公开，保障民众参与监督的法律权益。所有审批项目的程序和手续需要公示，公共项目决策以后，要公开和公示，让相关利益民众参与，并给予诉讼和司法权力保障。笔者曾在德国调研，德国图宾根火车站要进行拆迁改造，地区政府已经通过了所有的政府程序和项目，也征求了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的意见，剩余工作就是对该项目决策进行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后，居住在火车站附近的百姓反对，认为不需要进行改造，完全可以满足现在和未来客流人员的需求，而且，车站有了数十年历史，可以作为文物保护。根据法律规定，居民将此案件申诉到地方法院，法院判定居民胜诉，火车站不拆迁改造。由此可见，充分尊重民意和民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协调和解决矛盾，可以增加社会和谐，避免很多社会矛盾乃至官民矛盾引起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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