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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变动中的中欧关系及走势

http://www.CRNTT.com   2021-06-06 00:02:15

一、中欧关系的“一体多面” 　　谈到国际关系，其本意在于解析国家之间多维互动的状态与规律。当代国际关系早已超出这一古典定义，概因“关系主体”出现较大的嬗变，而中欧关系的复杂性正是由于欧方关系主体的复合叠加所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对欧关系始于同中东欧、北欧国家、瑞士先后建交，与英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以及1964年中法建交。从1975年与欧洲共同体建交开始，中欧关系进入“双轨并行”阶段，但国别关系所占比重很大。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正式形成经济、政治、司法的超国家联盟。截止于2013年，欧盟经数度扩容，成员国由最初的6个增加到28个。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后，欧盟GDP总量（12.28万亿美元）仍占世界总量（83.84万亿）的14.65%，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之一。欧洲联合的历史性进步，不仅使其自身实力和全球影响倍增，也使得外部世界与之打交道的维度、重心不得不发生改变。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先后从相对简单的双边层次转向更加复杂的多级层次来处理涉欧事务，并更加重视欧盟作为各成员国利益“整体性代表”的合法地位。 　　尽管如此，欧盟“这个多国的、多层的、变化中的、时分时合的政治行为体”，仍较于主权国家而言显得很难捉摸，其交替使用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协商决策规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仍然是不小的挑战。①首先，欧盟是通过法律约定建立起来的特殊联合体，它既非民族国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是通过制度性合作网络实现部分主权共享和一致行动的超级力量，其决策权力由联盟机构、成员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专业机构分享。通俗地说，尽管“把蛋糕做大了才会有更多的刀叉”，但“七嘴八舌”的参与也让做大和分配蛋糕的过程过于复杂，甚至令放弃蛋糕的过程也变得超级繁琐。从全民公投到正式“脱欧”的4年中，英国举行过两次大选，换了3任首相，与欧盟进行的谈判难以计数。在2020年1月“脱欧”之后，英欧还就双方“分手费”进行线下和线上谈判就达10轮以上。由此可见，欧盟的超大超强来自其聚合性，它得之不易，弃之亦难，独成一统，别具“韧性”，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或任何政体都难见的“后现代政治奇葩”。其次，欧盟内部成员国关系存在“原则上平等”和“事实上层级化”的悖论。法、德两家因其规模、实力和历史性地位，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起着核心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为此，欧盟召开紧急峰会并出台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计划，总额达7900亿欧元。然而，这一成果是经过为期4天艰苦磋商才取得的。其间，“节俭四国”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反对向亟待救助但债务高企的南欧国家直接拨款，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则主张无条件分享复苏基金，反对将其与本国法治实践挂钩。经过德、法两国分头说服后，各方才达成妥协。②这个案例不仅再度证实“多速欧洲”必然派生“多元欧盟”的逻辑依旧成立，也揭示出各国在联盟层面为切身利益激烈博弈的现实图景。当然，每一次挫折和危机最终都会将欧洲联合进程推进一步，大国、强国因其关键性贡献而尊享战略性红利，小国、弱国也通过讨价还价伸张其相应权益。③再次，正是由于上述多源和多样的动力输入，欧盟对外政策的出台过程也必然呈现高度复合及相应迟滞等特色，它一方面会导致欧盟对内外危机（如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疫情危机）的反应和管理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会因外部的撬动作用加剧成员国分散行事，削弱其“一致对外”的政治意志。从本世纪初围绕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到中东难民逃欧危机，欧盟一再被撕裂为“新”“老”两个欧洲，其内部认知鸿沟、制度缺陷在外部冲击下暴露无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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