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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评者的反思和不安

http://www.CRNTT.com   2010-12-13 13:42:26

要从什么角度看，从乐观的角度看，尤其是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看，国家领导人可以说，当今是“盛世”，堪比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在提高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质量来说，成就也值得表扬（污染另提），在做大蛋糕这一点，异议的人不多。关键在蛋糕分配，做大过程中的侵犯合法权利等。目前核心问题的一点是，政府威信的日渐丧失，软实力失去，两杆（笔杆、枪杆）只剩一杆，这一杆将是以后的动荡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问题对于反对派来说，固然不是坏事，对全盘考量的人来说，预示着一个动荡时代的来临。  　　三，作用  　　知识分子也就一支笔，一张嘴，纯属于软实力。在如今盛世，在朝者有自己的御用知识分子，也不乏表扬。因此，在野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选择，批评政府。以政府的立场看，如果以后，国家动荡，知识分子无疑也是起到“功劳”，负有责任。然而，在知识分子的立场看，这不是一个多项选择。闭嘴、赞美，更是对民众不负责任。如今，政府的权力太大，靠公众舆论制约，庶几可以起点作用。然而，这种制约的副作用，就是，政府信誉的逐渐丧失。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自身合法性、吸收民意渠道等的缺陷，如果政府在批评中改进，岂不是一个很积极、良好的互动作用。世事的复杂性显然不止于此。  　　我国政府之前确实也在改革，经济上，从纯国有模式，现在已经演化为有很大市场经济，掺杂国有垄断的半市场经济；政治上，从苏联模式，转化为半苏联、半传统的所谓威权制度。民本再次提上政治口语。言论空间已经宽松，才会有大量的时评出现。渐进、激进，不进，大改，小改不改等思维都在博弈，在史无前例的体制下，有必要借用下其他国家的经验。    　　四，激越  　　个人很警惕自己的激越，余英时先生说过：    　　“自觉或不觉，许多人——尤其是在文化和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人——都转而相信“政治力量”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中国悲剧的一个主要造因。文化要求理性与情感的平衡，而现代中国则恰恰失去这个平衡。各种强烈的情感——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淹没了中国人的清澈理性。怎样恢复这个理性？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个别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面对巨变，无可奈何，因此毫无顾忌地发为激越的言论。但无数个别激越言论的集合最后终于造成一种共同的“声势”。另一方面，社会上永远有一批政治野心家等在那里，他们属于边缘知识分子，不能自造“声势”，但却最擅于利用已成的“声势”，这几乎成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一个规律。知识分子的“无力感”也加深了他们对于“文化超越”的怀疑，因而更助长了“政治决定论”的普遍意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诚然是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命运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无力之力”所造成的。这是绝大的历史讽刺。所以知识分子仅以“批判”自豪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进一步进行“批判”的“批判”，包括对于自己那种“无力之力”的深刻认识”。《论文化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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