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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评者的反思和不安

http://www.CRNTT.com   2010-12-13 13:42:26

拿西医的经验来说，所有动荡的指证差不多已经具备，只欠导火线了。当然，这也只是国外的经验而已。问题是，国内很多知识分子，甚至如谢国忠之类的经济学家也如此判断，（当然，他是一贯唱衰的），世人必须警惕。  　　六，农村  　　绿色起义。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出身农民，现在鲜有服务农民的。我唯一一个经常服务农民的律师朋友，行政法律师袁裕来，对当事人农民的评价也不是很高。这是最微观的评价。宏观上，根据个人观感，中国农民大多数是失去的一代。（找袁律师的也大多是失地农民，或将要失地，农民缺乏组织性，法律缺乏明确性，加上对手没有底线的造谣威吓，作为当事人的农民也确实不会是很好的当事人，假以时日，未必是民主时代的好选民）。按照亨氏的说法，在走向现代的转型国家，城市力量如中产阶级和政府并不是稳定的最关键因素，最关键在农民。毕竟最大的选票仓在农村。如果能把农民纳入制度化程度高的政治体系内，国家转型是稳定的，如果把农民参政程度高但是没有制度化的程序，就是泰国模式。参政程度高的农民可以被泰信利用对抗城市精英，也可以被韩国军政府利用对抗城市反对派。为什么政治制度那么重要，因为它是缓冲器，过滤器，稳定器。郑永年先生前阵子说，中国要尽快建立政治制度，或许是建立在亨氏的研究成果之上。城市对抗乡村的局面，以后很大概率会重演，对此，并无良策，这主要是在朝责任。然而，作为有心和平建设的批评者，也需要对此努力。    　　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影响，于今式微，看报纸的毕竟是极少数，看得多的，该是电视。（当然，现在电视受网络观点影响颇多）。农民以后或许依靠的，仍是农民领袖。作为以和平转型为宗主的知识分子，即使做了一点启蒙工作，最后仍无法改变动荡的宿命。  　　然而，如果不做批评和启蒙，前景可能更暗淡。然而，对于城市中产，批评家大多数时间说的，都是中产阶级知道的，真正需要启蒙的，应该在农村。然而，知识分子又缺乏足够的平台去影响农民。现在在城市有足够多的NGO，在农村中这方面的土壤缺乏，类似组织也少很多。城市知识分子大多蜗居城市，空谈终日，面临实际困难，到时恐怕是束手无策。    　　七，军队    　　亨氏的观点建立在拉美，亚洲，南欧等国的实际发展经验上，有些研究兑现政权动荡延续到现在，如缅甸。他对军队干政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从组织上来说，当权威一倒，政治动荡，各种力量都无序参政时，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而且，短期，老百姓会欢迎，认为，这下总算安宁了。类似高烧打了抗生素，压服了。然而，根本矛盾尚未解决，最后取决于军人和农民这个主要势力的联合，以及和反对派之间的和解。如果军人恋政，或者反对派要清算，和解之路会很漫长。缅甸的奈温将军一度曾经交权给反对派，然而，各方力量无法和解，奈温重出江湖。阿根廷、巴西几度反覆。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你方退场我登场。说实话，我们这些批评者中，有多少了解军队，了解他们的想法。尽管，大多军队成员出身和我一样，来自田野。即使是一样的材质，也铸造了不同的形状，笔和枪，看似像，两者大不同。知识分子是散漫的，后者却是组织的，前者是口水，后者是钢铁。想到这里，心理无比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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