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纠结的“诺贝尔伦理”

http://www.CRNTT.com   2012-12-13 11:38:23

北京时间11日凌晨，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 　　中评社北京12月13日讯／近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发表的一些言论引来了不少人围观，赞成者与非议者互不妥协，在国内形成了可以叫“莫言争端”的现象。就此，南方网今日刊载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练军的评论文章“令人纠结的‘诺贝尔伦理’”，内容如下：   　　 近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发表的一些言论引来了不少人围观，赞成者与非议者互不妥协，在国内形成了可以叫“莫言争端”的现象。 　　如果发表言论的是其他人，甚至是两个月前尚未被宣布授予诺奖的莫言，那是否还会广受关注并酿成滔滔舆论，就不无疑问。是故，莫言争端的出现，与其说是因为莫言的言论，毋宁说是缘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新贵身份。 　　作为第一位中国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被社会大众寄予了厚望，被期待担当起为政治正义而呐喊的所谓“诺贝尔伦理”之职责。但莫言认为，有的作家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这是作家的自由。他强调自己属于对政治没有研究因而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的作家，并建议大家“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莫言在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同时，并未像社会公众所冀望的那样同时“领取”为政治正义发声的“诺贝尔伦理”。民间社会出现莫言争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其实，所谓“诺贝尔伦理”，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甚至有没有这个伦理，都是可以讨论的，至少诺贝尔奖官方未曾正式提到过这个问题。社会大众对“诺贝尔伦理”热切期待，其背后实际上是对“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 oblige）”的渴望。 　　“贵人行为理应高尚”，原是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制社会中的一种贵族文化。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看来，“贵人行为理应高尚”包含着两层含义：一，具有较高自然禀赋的人们的利益，应限制在有助于社会的较贫困部分的范围之内；二，那些较有特权的人们负有把他们更紧地束缚于一种正义制度的职责。简言之，贵人就应该顾及社会基本的平等公正，并使自己的一切言行符合政治正义制度之基本原则。 　　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用“很像一个童话”来形容。尽管莫言一再声称，获奖之后他依然是农民的儿子，但这个“童话”已经使他华丽转身成为一位贵人。对于这种身份的转变，莫言有切实的体悟。他说，获奖之前他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没人理睬，但获奖之后他出现在北京街头，就有好几个姑娘追着他照相合影。同是莫言，但过去和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根本原因在于获得诺奖犹如黄袍加身，人未变但身份变了，由一个作家变为一位“贵人”了。 　　但身份的突变并不必然意味着有关的道德理念、公共精神及生存哲学随之迅速升华。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不可能附带授予他符合所谓“诺贝尔伦理”的道德理念、公共精神和生存哲学。甚至莫言本人想在获奖之后改变自己，像民间社会想象的那样去履行诺贝尔伦理，亦不容易。毕竟，小时饱受饥饿、大时几经风浪的莫言，心理年龄像他的实际年龄一样大，甚至大得多，个性心理已然成熟至顽固程度，要改变绝非像授予诺奖这种物理行为那样简单。 　　人生中经历的大灾小难，早已让莫言变得老成世故，使他养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像绝大多数当代作家一样，莫言并没有通过文学完成“救赎”的梦想与使命。天要降诺奖于莫言容易，但要改变莫言的生存哲学则难矣。 　　既然难，那社会民众就不应强莫言之所难，不应要求他立即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履行“诺贝尔伦理”的职责，并立即“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是诺贝尔伦理的信徒，而仅仅是一个乡愿作家，这诚然遗憾之至。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乡愿没有错，乡愿更无罪，还是由它去比较好。外界对此的争辩也许有利于政治正义的启蒙，但应坦然接受文学才情出众的莫言对这种启蒙了无兴趣的事实。 　　“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是作家，就是一个高尚的人。”莫言对作家群体的如许认定，或许亦可视为对他个人人生定位的不经意表白。生活中的莫言是个谦谦君子，但他是否具有贵族意义上的高尚品格，则值得怀疑，尽管诺奖已经使他身不由己地成为一名贵人。 　　贵人行为理应高尚，这在贵族文化的发源地欧洲亦充满着不少想象成分，不高尚的贵人所在多有。对于莫言的所谓“不高尚”，大可不必义正词严地苛刻批驳。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正义的缔造者，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非正义的受害者一样。与其谴责那些所谓的“不高尚”之举，还不如我们每个人自觉地用自己的高尚行为去培植那种造就“贵人行为高尚”的文化与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