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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毛泽东的历史周期律谈话 | |
http://www.CRNTT.com 2012-12-29 11:23:47 |
《延安五日记》 “‘兴亡周期率’一词最早见于《延安五日记》。据黄炎培在1945年7月9日的日记中记述,这天开始,由他口述,张乃璇记录,补记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上海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殷之俊告诉本刊记者。 “访问延安可以说是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黄炎培故居管理所所长徐汇言介绍说。长期在黄炎培身边工作的尚丁曾回忆:“黄炎培曾长期以中间派自居,不过,他从延安归来以后,即强调自己是‘中间偏左’。他常说:罗斯福说自己是中间偏左,我也以中间偏左为准则。” 1945年,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时刻,中国的未来往何处去,成为了当时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当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方面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内战一触即发。 为促成国共恢复和谈,黄炎培、褚辅成等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国民参政会中与他们意见相同或相近的傅斯年、章伯钧等人酝酿延安之行。 1945年7月1日下午1时,黄炎培等六人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他们在延安共停留95小时,参观、会谈,马不停蹄。中共的朝气、改良农村的政策和建设边区的成就等,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徐汇言曾听黄炎培的子女说起,黄炎培在延安时,为了证实当地“夜不闭户”的说法,特地半夜到村里转了一圈,发现80%的人家都是大门敞开的。 7月5日回到重庆后,各界人士都向黄炎培询问延安的情况,邀请他做报告或参加座谈会。国统区人民对延安的关注,令黄炎培感到自己有责任将看到的延安告诉大家。他决定以问答和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载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据殷之俊考证,1945年7月24日,黄炎培所撰写的《延安归来答客问》脱稿,《延安五日记》完成了三分之二,分送《国讯》和《宪政月刊》发表。8月7日,以这两部分内容为主体的《延安归来》一书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 按国民党1931年以来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如此书籍原不能出版。黄炎培决定冒险,不将书稿送国民党检查机关检查,直接出版发行。黄炎培第四子黄大能曾回忆:出版当天,特务四出搜禁,以为必定是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却不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待到查明,早已销售一空。以后又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 以此书出版为标志,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在国统区迅速展开。各地新闻出版单位共同决定:各家杂志的稿件一律“拒检”,迫使国民党从1945年10月1日起停止了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 在这本被国民党视为禁忌的《延安归来》中,黄炎培在第二部分《延安五日记》末尾,详细记述了他和毛泽东关于“兴亡周期率”的讨论。半个世纪前就阅读过国讯书店首版《延安归来》的原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学家邓伟志向本刊记者证实,原书中所写的就是“兴亡周期率”。而本刊记者也注意到,其后的出版物中,凡是提到此事的,大都沿用这一写法,其中也包括1982年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黄炎培自述《八十年来》。 “我早就对此存疑,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向尚丁请教过,他说可能是搞错了。”邓伟志说。 殷之俊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份材料:199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丁守和曾在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信中提及:“黄(炎培)文中的‘周期率’,记得当时黄任老(黄炎培)的秘书曾回忆整理的情况,‘率’应是‘律’之误。” “《延安归来》当时是由黄炎培口述,别人记录的,成书时间又很短,是否存在记录者笔误的可能呢?”《咬文嚼字》杂志社编辑杨林成有另一种猜测。 但研究黄炎培多年、主持整理《黄炎培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宗震不认同这种猜测:“黄炎培是严谨之人,即使是他口述、别人代笔的文章,也必定是经过他亲自审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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