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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走向权贵经济

http://www.CRNTT.com   2014-12-29 11:59:38

问：正如刚才您所说，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您怎么看待政治领袖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有的人觉得权威越强越容易推进改革，也有人觉得权威越大越容易压制反对的声音，从而使改革走向反面，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周瑞金：这个要从不同历史时期和我们当时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任务要求来看，还有一个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回顾了一下。它都是以集中、统一的领导为特征的，权力高度集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往往是领导者好像我是爱护你，提出良政善治，你都是我的子民，所以领导的心态是居高临下的。这种都是历史传统。而老百姓来讲，我要解决问题，要过好的生活，一定要有赖有一个好的领导者，有一个好的清官、好的皇帝，这样子使我得到了保障。我觉得我们老百姓的心理普遍也是这种心理，这和现代欧美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不一样，他们的历史传统特别是美国看得很清楚，华盛顿制定第一个宪法，他的宪法明确的就是对国家领导人、对总统进行限制，对老百姓进行保障公民权益。为什么老百姓持有枪支，尽管它发生了那么多枪杀事件，也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否定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政府容易作恶的人，权力太大以后会对老百姓发生伤害，因此老百姓也可以持枪，因为政府有部队，你要对我开枪，我也可以对你开枪，所以它始终是这样一个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就是领导者的权力是被领导者授权的，权力是我给你的。但是中国就倒过来了，这是我们一个历史存在的一个传统。  　 再一个，我们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要搞社会转型，原来的阶级斗争为纲要转向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这种历史大转折对人们观念上、心理上以及习惯上有很大的冲击，就是有一个人们观念大转变的过程，这个并不是大部分人所能够做到的。所以需要一些精英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扭转历史这种方向，实现历史的转折。要有历史大转折这个需要权威，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就要有领导的权威性，这个才能实现转折。这个我觉得从邓小平我们看得出来的，但是这个转折以后，有些人就把它概括出来，好像我们东方国家就是靠新权威才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提出了一个新权威主义。这样延续下来，到今天还有人认为我们还是要推行新权威主义，这个应该怎么看呢?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还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总结我们的经验。  　 我们经过了邓小平以后权力的和平交替，从一届一届的比较看得出来，有的时候特别是上届政府，九个常委分工负责，就形成了九龙治水、人人有自己的主张，他管的领域其他常委插不进去，其他常委也不想扯进去，他管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的分工很分散，这样总书记的意图就很难得到贯彻，权力就分散掉了。  　 我们要总结这样的经验教训，所以现在习近平当总书记以后，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他当常委也有五年时间，这五年他也在思考，觉得这样不行，所以需要适当的集权。所以适当的集权并不是新权威主义，在历史阶段需要这样的集权才有利于推动，没有这个集权，政令不出中南海，什么都干不成。所以我们还是从实际的效果出发的话，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需要有一个权力的集中。但是并不是说以后就是树立一个人的权威就行了，这里回过头来看，因为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中国特别是80后、90后你们这些年轻人起来以后，他要求自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意识大大增强了。再加上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人均GDP达到六千美元，很快七千，再上到一万，在这个情况下，你这种老的传统的权威主义不能够实现了，公民权利意识对你的监督制约也加强了，也不可能一个人独断专行。  　 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提出来全面依法治国，这个成为深化改革的一个新的起点。有了这么一个起点，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在我们广大民众当中越来越增长起来了，所以搞独裁专制式的集权是越来越行不通的，越来越感到有阻力的，这是必然的。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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