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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变化促城镇化动力机制转换

http://www.CRNTT.com   2015-07-13 07:50:54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要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城镇化，最终使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新市民。 　　中评社北京7月13日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即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新阶段。与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城镇化进程呈现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又有明显区别的两个发展阶段。 　　上海证券报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夏峰博士文章表示，前期主要是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和产业发展推动的劳动力城镇化；后期则出现了消费升级推动的人口城镇化(包括劳动力本身的市民化和非劳动人口的市民化). 　　进入新世纪，中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由此城镇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并将持续作用于城镇化进程，由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动力机制。 　　生存型阶段与工业化推动的劳动力城镇化 　　文章分析，1、生存型阶段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00美元，还处于贫困的生存型阶段。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人口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判定标准，城乡居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在生存型阶段，社会成员的发展目标主要是为了解决吃饱饭这个基本生存问题，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从经济结构特征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工业、服务业的比重较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多数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 　　2、生存型阶段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生存型阶段，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私人产品短缺，发展的目标是做大经济总量，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由此，中国优先选择工业化主导的战略。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与传统手工业分散分布不同，城镇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和扩散地，制造业等现代非农产业具有向城镇集中发展的特点。与工业化战略相适应，工业化和非农产业发展推动的城镇化，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渠道和动力。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基本符合这一基本路径。 　　1978年农村改革拉开帷幕，农业的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高，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不到6000亿斤，提高到1984年的8000多亿斤。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会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客观要求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是第二产业。正是在1984年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条件，1984-1988年，乡镇企业每年转移1300-14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人口红利”，也实质上为劳动力城镇化创造了条件。1978-1985年，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23.7%，非农就业比重从29.5%提高到37.6%。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城镇化发展所释放的动力逐渐减弱，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成为历史必然。1985-199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而非服务业，大城市及其大工业的发展得到国家的重点政策扶持，由此走的是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城市就业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和建筑企业中。 　　这一时期，非公经济也开始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了多种就业渠道。中国最早的民工潮和最早一代的农民工群体开始形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劳动力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城乡二元制度，进城务工人员难以逾越市民化门槛，这为劳动力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相分离创造了条件。 　　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开启了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城镇化的发展由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转而更多借助市场的力量。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中国掀起了一轮城市扩张热潮。这一热潮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并迅速扩展到其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该阶段的城镇化以产业升级为基础，以政府经营土地为主要动力，城镇化率从1992年27.5%上升到2001年的37.7%，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城乡二元制度虽有所松动，但并未触及根本，导致劳动力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分离程度进一步扩大。 　　3、生存型阶段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和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37年来，以工业化为主导推动的城镇化，既包括本地人口(含劳动力和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城镇化，也包括外来人口的城镇化，其实质是劳动力城镇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劳动力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分离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突出特点。也就是说，劳动力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并没有同步实现作为消费者的城镇化和市民化。 　　农村转移人口不仅与其家属在空间上产生了分离，转移人口自身的劳动力身份与其作为消费者身份也在时间上发生了分离。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过程被分解成为劳动力城镇化、消费者城镇化等两个阶段，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城镇化(工业化)、作为消费者的城镇化(市民化)、以及其家属作为消费者的城镇化(市民化)等三种形态。 　　发展型新阶段与消费升级推动人口城镇化 　　文章提出，1、新世纪之初以来的发展型新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产品供给不断扩大，生存型阶段的突出矛盾得到有效解决，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发展阶段的转变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根据中改院课题组(2008)研究，可以把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指标作为判断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衡量标准。 　　中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过渡，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过渡。以消费结构为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到2013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和37.7%，双双突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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