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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没有土地，就没有灵魂

http://www.CRNTT.com   2009-02-04 09:46:35

熊培云：在欧洲旅行，你会发现许多古老的建筑都留了下来，中世纪的小城也留了下来，保持着自己原始的风貌。但在中国有生命的东西太少了。人们习惯对小事斤斤计较，却对有生命的东西漫不经心。　 　　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对两个分治的世界都是瞭解的。从你交的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税款，到你给家里寄的钱，就知道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对这个国家担负很多事情。我个人认为中国近些年来没有发生大的动荡，是和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不断救济自己贫困的家庭分不开的。当家里有困难时，这些人必须毫不迟疑地担当起一个小政府或者临时政府的角色。也正是基于这种家族救济文化，你很难相信中国有什么真正的阶级斗争。　 　　王小杨：你如何看待大学生村官现象？　 　　熊培云：就个人而言，只是一种择业。对中国而言，大学生当村官比研究生抢着去卖猪肉有前途。　 　　王小杨：如果没有所谓的宣传炒作因素在内，我想，卖猪肉的研究生确实是一种社会乱象。但据一些媒体报道，大学生村官似乎整体上幷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国家应退回到自己的位置　 　　【所谓土地国家所有，实则是土地权力所有。在权力高高在上的今天，土地国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无异于让全体公民变成国家（或者权力）的寄居者。权力屋檐下，岂能不低头。改革的目的，无非是要在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如果国家能够退回自己的位置，充分让权利于民，在契约自由的旗帜下，社会会充分自治，有矛盾也是社会矛盾，而不是社会与国家的矛盾，而且会在不断地交换中趋于合理，使土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王小杨：您说过，将土地还给农民，让私有产权抵挡权力的入侵，或者提高农民的议价权。实际上，实行“土地流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将土地还给农民”，也是一场农村市场化改革。土地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现在用于流转，尽管是政策明确强调在农民的自主自愿条件下进行，但随着土地的流转，这会不会出现所谓的新的“地主”或“雇农”，以及所谓的“失地现象”，或者说会不会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熊培云：这需要一个政治观念的转换，以前是国家做地主，将来是不是可以让社会做地主?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为什么上世纪中国革命农民群起响应，正是因为农民认为参加革命会获得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可以当“地主”。遗憾的是，在五十年代土地权变戏法式地被国家没收，革命成果转瞬即逝。　 　　国家做“地主”的效果如何，相信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所谓土地国家所有，实则是土地权力所有。在权力高高在上的今天，土地国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无异于让全体公民变成国家（或者权力）的寄居者。权力屋檐下，岂能不低头。改革的目的，无非是要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如果国家能够退回自己的位置，充分让权利于民，在契约自由的旗帜下，社会会充分自治，有矛盾也是社会矛盾，而不是社会与国家的矛盾，而且会在不断地交换中趋于合理，使土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事实上，如果农民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这一道底线，出现新“地主”与新“雇农”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在工厂里可以当雇工，不可以在农场当雇农？而且，只要社会崇尚自由，社会管道四通八达，“雇农”同样有机会成为富有者。农民给国家做“雇农”，永远是“雇农”，而如果允许农民当地主，沦为“雇农”的人还是有可能重新当上地主的。一个开放的社会，无所谓“永世不得翻身”。　 　　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农学家董时进之所以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主要是从自由契约之角度入手。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董时进的想法是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显然他幷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幷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公允而论，地主幷没有过去的教科书上描绘的那么可怕，那里充斥了阶级斗争年代被政治化了的观点与形象。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多翻翻当时知识界的一些讨论，就知道许多人对地主甚至抱有同情态度，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是世代积累，勤劳致富的。自古以来，中国悬而未破的最大的历史疑案，显然是官府屯权，而不是百姓屯地。　 　　王小杨：对于“社会将在契约自由的旗帜下充分自治”，我想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好比市场经济一样，其中的市场公平、诚信理念，或者信托责任观念，这些都要长久的积累，而浸潜于每一个的心中，形成您所说“充分自治”或说“国家退回自己的位置”的前提。但目前中国社会似乎还未到达这一步。否则，过急于此，是不是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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