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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谁的老师

http://www.CRNTT.com   2010-04-17 10:48:14

自然秩序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国  　　魁奈作为“国王御医”，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拥有“御前数学士”头衔。魁奈与这些传教士们关系密切，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于1758年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并受无为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在杜帮编辑的魁奈及其门徒的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该书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自然秩序”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将中国作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精神。可以确定，中国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胜一筹。”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国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拟让他们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而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及作出的分析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1766年10月斯密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个月收获极大，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斯密正是在这些接触中产生对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的。与魁奈和杜尔哥的讨论对斯密构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写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也对斯密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在斯密的《国富论》中，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一定意义上，重农学派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哪里继承来的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好的经典描述。哈耶克于1966年9月在东京所作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中，当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哈耶克对老子的道德经有着深厚的研究，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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