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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谁的老师

http://www.CRNTT.com   2010-04-17 10:48:14  


 
  1590年葡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金尼阁年着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4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与专制制度发起冲击。他们认为东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便从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资料,反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的存在。休谟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这一观点,不仅是知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问题,这让当时的欧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国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已,中国有五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拥有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基督教义,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吃无穷的痛苦”,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于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这个惊人的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既然孔子的门徒在根本不知何为基督的情况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然地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早期启蒙运动开拓了可贵的阵地。 

  1655年葡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这时中国是西方眼中“智慧的国度”。这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耍。”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1650前后,意大利人卫匡国(Manteno Martini)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的关注中国提供了大体确切的知识。 

  1654年,因为克伦威尔的“航海法”荷兰与英国开战,从中国返回欧洲的卫匡国神父(Father M.Martini)来到阿姆斯特丹,他的著作《鞑靼战记》在安特卫普(Antwerp)出版,欧洲人开始议论中国改朝换代的事件,布劳父子(Blaus)也在同年出版了他们的《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正好验证地图的准确性。 

  1661--1662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1687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柏应理,偕南京人沈福宗回到巴黎,将上述三本译作汇总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陆。1688、89、91年即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节本,题为《孔子的道德》或《孔子与中国的道德》等。这是系统介绍东方思想、中国学术的开端。其时,沈福宗又赴牛津大学,结识本校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海德读了《大学》等书,编订了有关中国的拉丁文与法文书目,收在本人的《书信集》中。这就为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资料对中国文化要旨作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在出版于1677年的著作《对话》中说中国是太阳底下最高贵最纯洁的文明国家。中国政治清明、道德高尚,中国的男子不像西方男子那样好色,中国女子也不像西方女子那样放荡,缠足是个好习惯,可以让妇女安分守己,用筷子比用刀叉文明卫生,总之,中国的什么都优于西方,甚至中国人小便都可以滋润庄稼,而西方人的小便烧死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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