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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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