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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没有,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父亲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意识到,江青后来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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