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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美国是沿行英国的路往下走的，就不再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了。 　　第二，从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这种国家文化类型是中国。中国为什么从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教化在于借助于日用人伦关系来建构古典国家结构，因此，日用人伦就是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就是政治模式。这点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通常知道的命题，一句话四个字就将其准确概括——“家国同构”。“是父以孝固宗可以君”，到今天来看不可能，我作为父亲来孝顺难道我对国家领袖就很忠诚吗？这是两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家庭伦理跟国家道德已经切割开，这是现代原则。但对中国的教化主导来讲，日用伦常关系就是国家政治问题。家国同构使得我们日常生活和国家建构原则高度吻合，因而这样一种国家结构、国家统治力量是在不经意中实现它的统治，国家暴力对内是有限制的，而对外仅仅限于抗敌，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不称霸的逻辑来自于古典政治文化逻辑，但这是不可能的，现代国家很难，崛起不称霸，崛起后还不称霸休想，穷兄弟都要来找你称霸，欧元危机找中国，叙利亚冲突指望中国，埃及冲突也要中国表态，你想韬光用晦拒不表态不可能。所以现代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是不可连贯在一起的。但教化国家，伦理亲情跟政治规则是完全打通的，正因为完全打通了，所以是开明专制，开明专制的国家统治上一般通过适宜的政策，但有时候也残酷到十之八九，但这会导致农民起义，大多数“与民休戚”的政策都使得皇权的开明专制对自己的民众负有耐心，关怀备至，老安少怀，要实现大统，是否能实现是最后效果问题，要不要实现是统治动机问题，而在古典教化国家里，统治动机显然决定了统治的效果，为什么？因为统治的效果只能通过一个标准来检验而不可能通过现代政治科学来测量：农民不造反，这也是今天中国谈现代政治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人心向背。皇权认为自己是天子，天没有重大灾害，证明天是支持我的，也证明民心是向着我的，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断言，但这种政治断言成为古典教化国家自我维续的国家哲学。 　　到现代社会中，最重大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不再是建立在日用人伦基础上，不是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这种人伦结构来建立“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法则，来支持“家国同构”的政治建构，哪怕今天在习见的政治理念上还接受着家国同构的说法，但我们国家的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因而我们是建立在现代政治文化原则基础上的，权利留在人民手里，不可让渡、分解，让渡出来的权利必须通过分权制衡来限定国家，让国家归依伏法，为公民服务。这样的一种建构打破了家庭结构、打破了血缘基础，打破了宗法制度，因而不得不把传统历史文化打散来作为我们为建立现代中国聚集文化资源过程，因而历史文化传统不足以成为国家建构直接可以运用的文化资源，所有研究儒学的人试图拿出儒学整合现代中国，那永远解释不了1840年的悖谬，既然传统儒家拿出来的现代中国，为什么1840年没有拿出来，或者儒家在1840年没有自己拿出来？这是两个历史质疑。所以传统的儒家的家国同构理论只有在理性的国家建构里通过一个社会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政治的联合体，通过公民与国家的重新立约来使传统中那些积极有利于这些立约的因素被现实激活，因而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传统文化资源的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教研究都不应该被排斥，而不只是儒家才能救现代中国。 　　第三，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阿拉伯是一个典型。原因在于自近代以来由于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变成了阻挡国家现代转轨最重大的阻力，一直到现在难以化解。 　　首先是阿拉伯世界创造了两个辉煌，这在西方人面前、中国人面前都是望洋兴叹的事，第一个辉煌是公元前500年以前的几乎五千年时间是阿拉伯统治世界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古代波斯帝国创造的政治辉煌仍被津津乐道，尽管中国普通公民对波斯石油没有深入了解，但对阿拉伯为整个世界贡献那样的自豪感和在这种自豪感的基础上对西方文明产生的排斥感就可以使我们理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辉煌以致于西方人在写他们两河的古典历史上的阴影感，罗马尤其是希腊在面对波斯人征服时无力抵挡。 　　另一个辉煌是两河流域文明所创造的高水平文明远远不是中国人所望其项背的，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我们很傲慢的历史也只有五千多年，其中一千多年还没有文字记载，只能通过地下考古来挖掘发现，当然我们也为我们民族这么长的历史而自豪，这是民族自恋感乃至民族自我维持并建立规范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历史久了很糟糕，民族虚无主义要坚决反对。两河流域的文明是12000年到15000年。那样一种文化结构那样一种精神观念到最后产生出来的世界三大宗教作为高级宗教的伊斯兰教，虽与天主教有千年的相互征服战争，而伊斯兰教唯独是在天主教区域范围外建立了高级宗教，所谓高级宗教，这里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指它有一套信仰系统，有神学阐述，第二有一套仪轨系统，就是宗教崇拜仪式，第三有一套宗教生活习性，比如吃饭要先感恩，伊斯兰教徒一定要祭拜堂祭拜。在这样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的基础上，阿拉伯世界要建构现代国家，首先就把现代国家的产生认作他们国家主权捍卫的一质体，所以现代国家一出现在阿拉伯面前，阿拉伯世界就把抵抗现代国家变成自己最崇高的使命。所以国家建构扭转为抵抗政治，而这种抵抗政治恰恰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又遭遇到他们政教合一制度的内在张力，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之间，最鲜明的体现恰恰在波斯文明里最辉煌文明建构的现代伊朗，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宗教首领之间的冲突象征着伊斯兰国家要建立纯粹世俗化的现代国家的政教张力，因而变成了为建立现代国家内部聚集文化资源艰难困苦而难以克服的事情。到现在伊斯兰世界也很难克服。我们相信大多数伊斯兰教信众绝对是纯朴善良的，但在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上国家的政治力量和国家宗教力量之间，在现代伊朗总统和伊朗教会首领之间都还不能摆正，而世俗的要求面对宗教的压抑以及国家的抵抗面对现代国家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压力，在阿拉伯世界里百多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妥善的处置，这就是建立现代国家最艰难困苦的内外部障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既遭遇到历史文化传统的障碍，又遭遇到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的障碍，因而阿拉伯世界的内在冲突和阿拉伯世界规范与规范现代性的冲突将是一个持久的事，而非一个短暂的政治现象。我们把这样三种文化类型归属分析以后，我们就可以对第三个问题做出一个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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