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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特殊的文化，还是新天下主义

http://www.CRNTT.com   2012-06-27 14:55:28

然而，不要以为只要制度改革实现了，一切文化的、伦理的问题通通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这种思路与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纲举目张，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纲的内容置换了而已。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投票民主、立宪政治，在民国初年这些制度性设置统统出现过，但不是昙花一现，便是制度失灵。个中一个原因，乃是制度的背后，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和支援意识。西方大哲沃格林有言：政治秩序乃心灵秩序之展现。心灵秩序发生了问题，政治秩序在运作的时候，也会发生畸变。这些年中国之所以乱象迭生，固然是因为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架构尚未到位，同时也是因为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正统意识形态崩解之后，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秩序出现了巨大的真空，价值相对主义和伦理虚无主义掏空了人们的心灵，屡屡突破良知的底线。 　　台湾之所以在解严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实现从威权到民主的制度转型，逐渐展现出与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接近的成熟面貌，乃是在心灵秩序层面一直保持着相对的持续与稳定，即使在政治最混乱的陈水扁时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依然存在，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依然健全。然而，大陆所面临的乱象，所乱的不仅是制度，也是人心。诚如网络流传的那样：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大坏的人心，要靠制度改革来拯救，但又不能迷信制度万能。制度，毕竟只是治标，治本良方，依然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文化自觉。乃是对制度背后的文化有一种自觉。这种自觉，既是一种对现今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省，也是试图融会古今中西文化的积极重建。   　　到了21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已经重新崛起。然而，崛起的只是富强，而不是文明。由此引发一个问题，究竟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自觉，还是文明的自觉？文化与文明作为一组相对应的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 　　简单地说，文明是普世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文化是特殊的，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的族群、民族或者国家。在19世纪初英法启蒙思想传播到德国的时候，德国的知识精英曾经试图发起一场以文化vs文明的抵抗运动，用特殊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抵抗普世的英法现代文明。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以文化对抗文明的“文化自觉”，从19世纪的第二帝国到20世纪的第三帝国，两个帝国的制度实践背后，皆有这一“文化自觉”的深刻背景。但德意志民族在西方文明内部的“文化反抗”运动，最后以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毁灭性失败而告终。战后的德国痛定思痛，开始转向与英法文明接轨，同时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极探索欧洲文明的莱茵河模式，如今在欧共体内部已经成为超越法国的主导性大国。德国的这段历史意味着什么？说白了，就是任何一种文化自觉，不能建立在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的立场，那是自取灭亡、自取其辱的错误选择。唯有积极融会到主流文明之中，不仅参与，而且改变；不仅接受，而且奉献，方能在世界主流文明之中，创造出一种真正具有正面价值的特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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