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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特殊的文化，还是新天下主义

http://www.CRNTT.com   2012-06-27 14:55:28

今日中国鼓吹文化自觉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新儒家、儒教宪政主义，还是中国富强本位的国家主义，都须重温当年德国和日本的历史教训，民族国家本位的“文化自觉”固然不错，但切莫背上“抵抗主流文明”的自以为是的神圣使命。   　　假如文化自觉只是为了建立一个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的特殊文化，这样的自觉不要也罢。作为与古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同时诞生的世界轴心文明，中国从一开始所展现的，从来就不是特殊的文化，而是普世性的全球文明。文化只属于地处一隅的部落、族群或民族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朝鲜、越南、缅甸。历史上的中国是声震四海的中华帝国，其征服蛮夷靠的不是罗马军团式的武力，而是礼乐教化和典章制度，简而言之，是天下主义的华夏文明。中国人固然也讲夷夏之辨、夷夏之防，但蛮夷之于中华，只是相对的敌人，而非绝对的异己。只要蛮夷接受了中华文明，便化夷为夏，成为华夏一部分，甚至可以被接受为中原王朝的正统。天下主义之胸怀何等宽阔，从来不以一己之种族、民族乃至国家为最高之鹄的，它的关怀始终是普天之下的人类，这才是一个文明帝国的大气象、大格局。只有小国寡民、部落国家，才会喋喋不休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借以抵挡普世文明的汹涌潮流。中国国域辽阔、人口众多、文明悠久，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国家，天生就是一个帝国的命，担当着对全人类的文明责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怎可以一家的鸟雀之欲代替普世的鲲鹏之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局限于一己利益之文化自觉，而是放眼于全人类的文明自觉。中国对世界要有这份文明的担当。   　　文化也好，文明也好，最终都指向认同（Identity）问题。文化的认同是特殊的，通常以“我们的”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文明的认同是普世的，它追求的是适合全人类的普世之“好”。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只是“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你们”和“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如今有一些“文化自觉”的学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关心的是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它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别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而且对“他者”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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