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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对腐败“零容忍”需要哪些制度要素

http://www.CRNTT.com   2013-02-06 10:51:14

邓聿文 　　中评社北京2月6日讯／中共十八大后，新领导对腐败的“零容忍”姿态给了社会很高期待，那么，建立一个对腐败的零容忍制度体系，中国还缺哪些要素？ 此间资深媒体人邓聿文撰文《对腐败“零容忍”需要哪些制度要素》指出，按照权力制衡的逻辑，中国目前首先需要把执政党主管反腐的机构——纪委从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解放出来。党的纪委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这客观上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督难问题，无助于实现腐败的“零容忍”。 　　中共十八大后，新领导对腐败的“零容忍”姿态给了社会很高期待，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有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讲话，让人们看到了反腐和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环境的希望。那么，建立一个对腐败的零容忍制度体系，中国还缺哪些要素？  　　在这方面，香港是一个可参照的样本。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也曾腐败盛行，但是在建立起独立的廉政公署，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政策后，公职人员的贪腐现象得到很大改观，以后，随着反腐机制的不断完善，香港成为世界最清廉的地区之一。 　　考察香港反腐成功的经验，除了廉政公署的有力架构，对任何轻微腐败行为均不予容忍，以及在执法时体现腐败“零容忍”精神外，还得益于另外几项制度的协同发力，包括严格而完备的法治制度，强大的舆论监督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充分的公民监督机制。而上述诸方面，正是中国所欠缺的。 　　腐败实质上是一种公权的失范和滥用。一方面，权力自身高度集中，不受或少受制衡与监督；另一方面，现行制度也赋予了公权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发生。因此，要遏制腐败，必须改革权力结构，在制度和机制的设计上，强化权力的制衡性，做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利益上实现分离，其权力具有对等性。只有这样，监督才有可能。 　　按照这样一个权力制衡的逻辑，目前首先需要把执政党主管反腐的机构——纪委从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解放出来。党的纪委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这客观上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督难问题，无助于实现腐败的“零容忍”。 　　诚如孟德斯鸠所言：“权力总要被官员使用到边界为止”，因此，接下来还应从制度上严格厘清公权与私权边界，降低公权对经济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能力，压缩公权的自由裁量空间。所以如此，也在于为公权引入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异体监督。公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无论怎么严密，由于存在权力的一致性，因而，这种同体监督本质上很难做到“零容忍”，须在同体监督外，导入异体监督，“两边夹击”，才能产生“零容忍”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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