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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我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死

http://www.CRNTT.com   2013-09-04 14:36:15

CE：这也就是中国讲的“知行合一”。儒家和儒学研究者是两码事，儒学研究者只是把儒学当成学问来研究，而儒家是要实践儒学。 　　杜维明：不能说是两码事，儒家一定要研究儒学，但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外在的事物来研究，而且要把自己置身其中，等于是一个基督徒在研究神学。我是一个认同儒家的人，同时在研究儒家，但是并不表示我认同儒家就一定对它没有批判，没有反思。你要做基督徒，你得有些信仰，比如说你要信仰上帝存在，要信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要信仰圣玛利亚是童贞女，要信仰复活。但儒家没有教堂，没有任何这类信仰，任何一个在儒家传统里面的人物、制度、观念都可以质疑。你不相信孔子最伟大，你认为仁不一定比礼更重要，所有这些儒家的基本信念，你都不接受，你还是可以作为儒家的。在这方面，儒家有点像希腊哲学，比基督教更具批判性。 　　CE：那在你与异质文明的对话中，别国学者带给你哪些重大启发？或者说，儒家有哪些方面需要向别的文明学习？ 　　杜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一个长处，它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就是“觉”，觉悟的意思，要不断提高觉悟。儒家相当宽容，开放而多元，它也非常注重对话。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别人学习：一是儒家的宗教性、精神性不强，变成了一个很凡俗的人文主义，在超越性方面要向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学习；二是要学习西方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要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方面向西方学习。 　　CE：你在海外研究儒学几十年，我不知道西方的学界对儒学的认识和兴趣有没有提高？汉学家傅高义先生对我们说，跟你接触以后，他对儒学的理解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杜维明：傅高义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他是我的至交。他在相当长的时间讲“亚洲四小龙”，我们现在叫儒教文化圈，但是他所了解的儒家，多半是从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方面了解的。我说，你这不够，你要把儒家作为更宽广的人文传统来了解，要知道中国人如何做人。 　　他对儒学认识的提升反应的是美国的精英大学的学者们对儒学认识的提升，那速度是非常快的。他们对儒家的尊重与了解，和文革期间中国大陆是天壤之别。这跟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也不能说就是完全的因果关系。如今在西方，所有的神学家、哲学家谈到儒家，谈到孔子，都有一种敬畏感。1948年，就有学者讲过，塑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就是四个典范人物：孔子、释迦摩尼、苏格拉底、耶稣。而孔子在中国变成了孔老二，还有批林批孔运动，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问题完全不在于孔子本身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受了屈辱，悲愤感导致我们的心态不正常，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用我们糟粕的糟粕和人家精华的精华相比。日本人到今天还最喜欢讲“日本人论”，“日本人论”总是阐述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伟大，而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总是很糟糕，让人感觉中国人就是阿Q，是祥林嫂。按这种思路发展下去，描写到后来，西方是什么呢？就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等等。中国是什么呢？就是随地吐痰、抽鸦片烟、三寸金莲、纳妾。这样的认识导致的局面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化积淀比较好，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已经断层了。 　　另外，我们百年来的革命传统太强了。救亡图存里面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富强，其他的免谈。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不管怎么样，经济不搞好，所有的都别谈。工具理性主义思想太强，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就没有容忍，大陆崇尚的就是斗争哲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每个人很在乎自己家庭的温暖，或者至亲好友的情谊。对内的凝聚力很强，对外的侵略性很强，相互之间的怀疑心理很重，就是中国人很难团结的原因。这都可以从革命精神、造反有理的观念那里找到源头。儒家讲，应该从不忍到仁，先不忍我最亲近的人受苦受难，再把那种同情心往外推，这就是仁的发展。革命精神是正好相反，要痛打落水狗。这种斗争哲学和革命精神发展到极端，就是只有红太阳跟你是最亲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可以牺牲的，自己的父母也是可以出卖的。 　　CE：我想问一个比较宏阔的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需要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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