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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元方程”及求解

http://www.CRNTT.com   2015-01-27 09:54:56

具体来说，改革动力来自于经济增速的换档，9.5-10%档位的改革诉求肯定会远远低于7-7.5%档位，这是“危机是形成改革共识”这一转轨动力学假说的量化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需求是经济增速的减函数，改革需要换挡，换挡倒逼改革。但同时，改革的推进会屡屡触碰维稳的底线，前几年的数据也表明，一旦供给管理的力度趋紧，钱荒、债务危机、企业破产的压力就会快速增大，对维稳产生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维稳政策超调，对旧模式产生“强心剂”效应，过度打压市场内生的出清需求，那么维稳本身不仅不再是改革的“护花使者”，而是改革的“锁链”甚至“掘墓人”；因为一旦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逐渐暴露且超预期，加上路径依赖产生的动态扭曲，改革函数很可能从供给端退化到需求端，历史就需要重现开始。 　　外部条件的束紧，正在将凯恩斯和新古典催逼到同一个坐标体系内对话，这一幕在中国经济政策体系中早已发生，但所发生的冲突在2015年可能表现的更加典型和鲜明。通过技术型变换，中国经济面临的多元非线性方程，在2015年可以简化为改革、维稳和换挡三元非线性方程组从长期来看可以进一步简化为改革-发展二维空间。政策层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寻找这个三角问题中的平衡点。众所周知，在求解政策方程的过程中，最让人忧虑的是方程的变量小于方程的个数，这就是所谓的“丁伯根难题”蒙代尔三角悖论可以看成是此难题的一个特例。我们庆幸的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的特殊性，中国政策当局掌握的工具仍然很多，政府资产负债表对经济冲击的置换和消化能力仍有余地，只是让人警惕的是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比如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较十年前可能减半。 　　文章称，对于2015年，面对改革、换挡和维稳的三重叠加目标，在对应的三大政策变量中，我们给出的偏好排序是“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者进一步说货币宽松应定向服务于财政投资，财政投资应在经济维稳的同时定向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个表述，或许可以作为2015年中国经济粗略的“解析解”，而此解的金融映射很可能就是产业资本的结构性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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