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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从破冰到建交 13当事人亲历

http://www.CRNTT.com   2009-01-01 00:09:49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几千名群众，全部去机场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第二天在机场，按照礼宾司的规定，代表团的领导和总理握手告别，其余人从后面上飞机，可是周总理把上了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要和全体成员握手。吴建民和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过家鼎对我们回忆，总理对小事情的关心给所有人深刻印象，总理和厨师握手的时候，叮嘱他们不要过多饮酒。 　　“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的6人小组成员之一，徐熹(后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没有经历过那样隆重的欢送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通知他和新华社的记者高梁等另外5人要先期前往联合国，安排各种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6号就要出发，甚至去‘红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是师傅上门帮我们量的。我妻子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往回赶，结果5号到家时也没见到我，当晚我们被周总理叫去交代一系列工作，凌晨3点才回家，6点就要出发，两人只聚了短短的几小时。” 　　不过，这种遗憾很快就被新鲜的体验冲击没了。此前，徐熹说他去过瑞士，可这次是去美国，“觉得非常不一样，在飞机上我们就被国外的记者围住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上海，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在从巴黎到纽约的飞机上，徐熹他们携带的只有100元面值的美元，用这崭新的100美元去付机上的耳机使用费，被外国记者看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并且用了《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的标题。 　　徐熹他们11月9日到联合国，先去拜访联合国礼宾司官员，他们和礼宾司司长见面的照片立刻上了当期联合国会刊，这本会刊成为徐熹保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物，“那个礼宾司的司长是个很友好的土耳其人，我们迅速商量好了如何迎接中国代表团”。 　　因为是先遣队，所以徐熹觉得压力很大，他们除了要安排马上就要到来的代表团的衣食住行，还要负责和纽约警方商量机场的保安问题。 　　纽约警方为了安全，决定机场尽量少安排欢迎人群，包括华侨等最好不要出现，徐熹他们经争取，允许“华侨们在一定距离内出现”。而当天飞机快要降落时，施燕华印象最深的，是机长愉快地告诉他们，有接近400名记者在地面上等着他们。 　　事实上，这些记者已经是迟到者，代表团11月9日起飞，从到达巴黎的那天起，就已经受到记者的围攻，当时的外交部三等秘书、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的吴妙发对我们回忆，坐在机场去市区的汽车上，就看见记者们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赶。由于代表团成员不允许接受记者们采访，给几个厨师拍的照片成了“代表团里的中国官员”，大家后来看到报纸都开玩笑，“还是长得胖比较好，可以冒充高官”。 　　乔冠华也迅速进入了状态，在巴黎中国使馆留影的时候，他就开始以招牌性的大笑出现了，吴妙发还记得他说，那笑是“老年维特之大笑”。在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头等舱里已经有几位记者等着，他们是弄清了中国代表团的航班，提前在那里等候的。过家鼎对我们回忆，领头者年过花甲，自我介绍后知道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准备在飞机上采访中国代表团的领导。 　　虽说是意外，可是乔冠华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过家鼎说，当晚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看到了克朗凯特与众不同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旅馆，当时是联大会议期间，旅馆非常紧张，中方先遣队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才订到了这里的房间。为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包下了第14层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结果过家鼎他们经常能看见那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好奇地打量他们，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她。 　　房间一部分做会客室，其余为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装的中国女代表往往被错认为男人。施燕华说她有一次去拜见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套宽大的藏青色西装，结果那朋友的秘书进去通报，“有个中国男孩要见您”，原来她的西装样式和男装雷同，头发又短，就闹了这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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