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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从破冰到建交 13当事人亲历

http://www.CRNTT.com   2009-01-01 00:09:49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几千名群众,全部去机场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第二天在机场,按照礼宾司的规定,代表团的领导和总理握手告别,其余人从后面上飞机,可是周总理把上了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要和全体成员握手。吴建民和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过家鼎对我们回忆,总理对小事情的关心给所有人深刻印象,总理和厨师握手的时候,叮嘱他们不要过多饮酒。

  “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的6人小组成员之一,徐熹(后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没有经历过那样隆重的欢送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通知他和新华社的记者高梁等另外5人要先期前往联合国,安排各种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6号就要出发,甚至去‘红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是师傅上门帮我们量的。我妻子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往回赶,结果5号到家时也没见到我,当晚我们被周总理叫去交代一系列工作,凌晨3点才回家,6点就要出发,两人只聚了短短的几小时。”

  不过,这种遗憾很快就被新鲜的体验冲击没了。此前,徐熹说他去过瑞士,可这次是去美国,“觉得非常不一样,在飞机上我们就被国外的记者围住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上海,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在从巴黎到纽约的飞机上,徐熹他们携带的只有100元面值的美元,用这崭新的100美元去付机上的耳机使用费,被外国记者看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并且用了《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的标题。

  徐熹他们11月9日到联合国,先去拜访联合国礼宾司官员,他们和礼宾司司长见面的照片立刻上了当期联合国会刊,这本会刊成为徐熹保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物,“那个礼宾司的司长是个很友好的土耳其人,我们迅速商量好了如何迎接中国代表团”。

  因为是先遣队,所以徐熹觉得压力很大,他们除了要安排马上就要到来的代表团的衣食住行,还要负责和纽约警方商量机场的保安问题。

  纽约警方为了安全,决定机场尽量少安排欢迎人群,包括华侨等最好不要出现,徐熹他们经争取,允许“华侨们在一定距离内出现”。而当天飞机快要降落时,施燕华印象最深的,是机长愉快地告诉他们,有接近400名记者在地面上等着他们。

  事实上,这些记者已经是迟到者,代表团11月9日起飞,从到达巴黎的那天起,就已经受到记者的围攻,当时的外交部三等秘书、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的吴妙发对我们回忆,坐在机场去市区的汽车上,就看见记者们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赶。由于代表团成员不允许接受记者们采访,给几个厨师拍的照片成了“代表团里的中国官员”,大家后来看到报纸都开玩笑,“还是长得胖比较好,可以冒充高官”。

  乔冠华也迅速进入了状态,在巴黎中国使馆留影的时候,他就开始以招牌性的大笑出现了,吴妙发还记得他说,那笑是“老年维特之大笑”。在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头等舱里已经有几位记者等着,他们是弄清了中国代表团的航班,提前在那里等候的。过家鼎对我们回忆,领头者年过花甲,自我介绍后知道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准备在飞机上采访中国代表团的领导。

  虽说是意外,可是乔冠华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过家鼎说,当晚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看到了克朗凯特与众不同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旅馆,当时是联大会议期间,旅馆非常紧张,中方先遣队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才订到了这里的房间。为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包下了第14层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结果过家鼎他们经常能看见那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好奇地打量他们,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她。

  房间一部分做会客室,其余为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装的中国女代表往往被错认为男人。施燕华说她有一次去拜见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套宽大的藏青色西装,结果那朋友的秘书进去通报,“有个中国男孩要见您”,原来她的西装样式和男装雷同,头发又短,就闹了这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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