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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http://www.CRNTT.com   2009-02-26 11:07:42

钱钟书的记忆能力无疑是超凡的，他精通多种语言，能背诵无数的诗词和文献，能将经史子集随手拈来、头头是道，比起今天电视上外强中乾的学术超女超男来判若云泥。但在互联网时代，人的记忆能力连一台普通的家庭电脑都不如。一名优秀学者，当然需要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见识和勇气。钱钟书的学问，大都停留在“资料汇编”的阶段。宗璞在小说《东藏记》中有一段情节影射钱氏之学问：主人公尤教授的原型便是钱钟书，有教授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教授立即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他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教授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瞭如指掌，偏偏就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与钱钟书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代词宗”夏承焘，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就说过：“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这是一针见血之论。  　　如果说鲁迅在塑造阿Q这一人物的时候，对“非阿Q”式的生活方式有明确的坚守；那么，钱钟书在塑造方鸿渐这一人物的时候，已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非方鸿渐”式的生活方式了。在此意义上，方鸿渐就是钱钟书，钱钟书就是方鸿渐。游戏即存在的本质：没有约，婚姻当然只能是围城。没有爱，他人只能是你的地狱。方鸿渐的那点小聪明，那点泡女孩子时候的贫嘴薄舌，不足以让他维持这段“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婚姻。在《围城》的结尾处，是作者对人性的深刻绝望——“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有了这绝望作底子，此后的生活定可“忍辱负重”，婚姻是如此，社交是如此，政治亦是如此。方鸿渐一再退却，以为自己可以游戏人生，却成了他人手中的玩物。但一个人既然自我贬低到“玩物”的地步，就已经不值得别人对他下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无论怎样暴虐的政治运动，对钱氏夫妇来说也不过是“洗澡”而已，他们自有化解之道。所以，杨绛的《乾笑六记》可看作是《围城》之“后传”。  　　一流的文学应当是被爱和同情心浸润的文学，应当是宣扬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文学。然而，在钱钟书的作品当中，读者找不到爱和同情心、找不到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围城》写于抗战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当中，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卑微的同胞们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他深陷于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语言游戏之中，他的幽默之冷，与那个时代火热的氛围格格不入。在那场民族的大苦难面前，他做出一副居高临下、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事实上，钱氏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由于无法忍受大后方的艰苦生活，恬然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在那里享受悠游自在地生活了几年，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因此受到过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友人之疏解，好容易才算过关。钱钟书一生都没有改变此种处世和写作态度，长期研究钱钟书的学者钱定平亦公正地指出：“钱先生聪颖博学，其实却跟老百姓幷无切身关系。由于高明人羚羊挂角般的渲染，先生便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也成了他们知人阅世的一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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