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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国藏区发展实况

http://www.CRNTT.com   2009-04-02 10:50:22

从文革到“批林批孔”，再到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历次政治事件都在草原烙下印迹。父亲是“右派分子”，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加上地主成份，每次风吹草动都是挨斗的对象。和他同台挨斗的还有一位70多岁的藏族“牧主”，戴着“高帽子”，坐过“土飞机”（又称“喷气式”），头、颈、背部被强扭，上肢和下肢呈90度，然后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而给大家“忆苦思甜”的是获得解放的农奴——一位70多岁的藏族老奶奶。但政治风头一过，大家照样一起喝奶茶、一起放羊。 　　林彪叛逃后，我们第一次见到“县里来的人”，是两位传达中央文件的藏、汉族干部，喝一碗奶茶都要留下粮票和钱。毛泽东去世后，藏族同胞们真情地流泪，追悼会上默哀三分钟，大家都在遵循，放羊的人即便无人监督，也自动地默哀。在冬季牧场定居点里，石头房子漏风，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却挂得端端正正。 草原发生巨大变化 　　1978年底，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公职，到县城上班去了。那时我们知道父亲的一些经历，知道了大学、大学生，知道了《人民文学》、《收获》杂志，知道县城不是最大的地方。我们同样知道“牧区的幸运”：那里的小学、初中聚集着一些家庭成份不好但相当优秀的老师，一直在上课、考试，从没因政治运动而停过课，这是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没有的“幸运”。 　　改革开放之风很快吹到藏乡，“公社”改成了乡，羊群分到人家，上大学、中专成为每个家庭的荣耀。我家随父亲走出了藏乡，告别草原，不过儿时的朋友也都走出山上学。那时最令人羡慕的政策是，藏族孩子上大学、中专，考分有优惠，而汉族却不享受这个优惠，觉得国家对藏族“很偏心”。笔者在成都读大学时，很羡慕来自同一个县城的藏族大学生，他不仅学费全免，而且还获得政府发给的生活补助。 　　上世纪80年代，笔者高中毕业后返回祁青一看，变化着实很大。过去放羊是靠两条腿，现在连马都不骑了，而是骑着摩托车放牧；过去牧场转移是靠骆驼搬家，现在则是汽车。过去一年很少吃到的肉，现在天天可吃。一些过去的相识甚至都不用放羊了，而是雇人放牧，自己则经营肉类销售。 　　除了藏乡生活的巨变，另一个变化是宗教自由，草原上有了色彩斑斓的经幡，飘扬在帐篷或山顶上。我儿时的一个朋友，就到青海的寺院去学习当喇嘛，后来回到家乡，却愿当藏语老师。而另一个儿时伙伴是中学老师，母亲则到祁连山外的文殊山经营一座寺庙。那里是藏传佛教的胜地，改革开放后渐渐恢复昔日的香火，建造了很多藏族寺庙，靠旅游就能生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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