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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 |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34:53 |
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永远值得追怀的历史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都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大师”,它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这是我心目中“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一个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 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辉煌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我曾经说过,“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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