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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http://www.CRNTT.com   2010-05-30 10:40:28  


 
从新疆监狱到秦城监狱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启程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

  那时,我们还没有受到什么虐待,院子锁着,没有自由,但是房间没有锁门,大家可以互相来往。中间搬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第四监狱,待的时间最长。吃饭是一天两顿,一桶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放一点盐,然后一木箱馒头,馒头里面掺了沙子,吃起来哧溜哧溜响,馒头不限制,随便吃,但是没什么营养。

  刚进监狱时,我们带了一些衣服,我还带了溜冰鞋,托看守帮忙变卖,买了一点羊尾巴油,吃馒头的时候抹一点,就有油水了。我们还买了葡萄干和牛肉干,牛肉干舍不得吃,一年四次节日的时候,我们趁机给男监的同志,一人送5、6个牛肉干。我们自己主要是抹点羊尾巴油,吃点葡萄干。

  一共有150人被关押在那里,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毛泽民、陈潭秋、林洁如三位同志就被杀害),或者早就叛变了。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分乘10辆大卡车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个窝头,5分钱的菜,一个月12元钱。那时说我们都是叛徒,我则是“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说我们集体叛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也具体说不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上班,先被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上厕所,要敲门叫人来开门。有人就开,把我押到厕所去,回来再锁上。没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亲解放后先在妇联国际部工作,然后担任妇联副主席,全国女工部部长,“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检察委员会工作。她身体一直不好,关在秦城监狱里。母亲在监狱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名字,还有人格,但那时母亲已经没有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说,“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说,“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么来看你?”她说,“这下糟了,他们知道我是谁,对我更不好了。”

  我给周总理写信,请求让我母亲保外就医,但是保外就医只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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