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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第二天，廖沫沙把我叫去说，他们都用笔名，我也用笔名繁星的星字吧。名字最后定为吴南星。此后《三家村札记》的稿件都署名吴南星。  　　 　　因为联系稿件，我跟三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来往，跟吴晗也有了一些交往。他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北京市委主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工作繁忙，但他笔头很快。他是历史学家，史料丰富，最擅长旧史新谈，以史为鉴。如他写《赵括与马谡》就尖锐地批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1962年9月或10月的一天，“三家村”再次在四川饭店碰头，吃饭的主要目的是催要稿件，还是我们五个人。编辑部主任萧远烈简要说了读者对专栏的反映，希望三位抓紧按时供稿。这时，两位市领导来了，进门就嚷嚷，开玩笑说，我们是“闻香队”，你们请客吃饭，怎么不叫我们呢？我们闻着香就来了。因为这两位领导的来临，聊起其他事情，催稿之事也就被打断了。那时候的市委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之间都很亲密、和谐，相互之间都直呼“同志”，像“彭真同志”“刘仁同志”，不呼职务。 　 　　这次会面没产生什么效果，稿子照样难催。缺稿的时候，只好补上其他同志写的。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65篇文章，吴晗写了21篇。1964年，阶级斗争又被重新提起。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杂文专栏难以持续。吴晗给邓拓写了封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写了。邓拓、廖沫沙也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出台，点名批评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和著名学者吴晗，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后形势发展超乎常人理解。“文革”发动后，吴晗所遭遇的一些苦难，我是从中央专案组办公室了解到的。 　 　　“四人帮”们知道，大批判可以把人搞臭，但还不能完全置人于死地，必须追查政治历史问题乃至制造成叛徒、特务，才能击中要害。他们对吴晗用的就是这招。 　 　　吴晗历史清白，但在狱中却两次被诬为特务。一次是康生搞的鬼，他说吴晗是苏修特务，因为他在国统区与苏联大使馆有过接触。大家都知道，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期间，一些进步的民主人士、文化人经常有一些进步活动，曾与苏联大使馆接触过，这怎么能牵强附会地与苏修特务挂上钩呢？第二个“特务”案更是荒唐，他们在敌伪档案中查出一个名叫吴春晗的国民党特务，与吴晗的曾用名吴春晗相同，硬是逼着吴晗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其实，国民党特务吴春晗一直活动在上海，那时的吴晗还远在大后方的昆明，两人年龄、职业也完全不同。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吴晗在狱中百般受折磨，1969年10月11日吐血而亡。他的夫人袁震也被追加为“右派分子”，不断被批斗，1969年3月去世。 　 　　直到1978年2月28日，专案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吴晗的审查结论，仍然说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写《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写《三家村札记》为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吴晗生前曾申辩：我不认得彭德怀，见都没见过，没有联系，也没看过他写的万言书。但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战功卓著，对这个人我很佩服。 　 　　一直到1979年8月2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平反，指出：撤销原中央专案组办公室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这三位同志的正式名誉，恢复邓拓、吴晗的党籍，恢复廖沫沙的组织生活。为受迫害致死的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宣布凡“三家村”冤案受到牵连的同志和家属一律平反。市委为被迫害致死的袁震与吴晗一起举行了追悼会。 　 　　在吴晗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的今天，回看吴晗和“三家村”这段历史，其中有许多历史教训值得重视。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民主革命的英勇斗士。吴晗的一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典型，是由爱国到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1957年3月被彭真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最终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吴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吴晗的悲剧、“三家村”的悲剧其根本原因在于极“左”路线，没有言论自由，因言获罪，没有法制。说到底，还是反封建不彻底。 (北京日报　2009-11-02 )　 　　（李筠，1928年5月生于河南新郑。1958年11月调《前线》杂志任编辑、文教组负责人、《三家村札记》责任编辑。“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彻底平反，后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政协常委、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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