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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7月14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委宣传部《关于创办市委理论刊物的意见》。当时市委宣传部提出了二三十个刊名，如跃进、公社等，彭真都不满意，要求宣传部再提几个。在主编人选问题上，彭真考虑到邓拓。他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不能充分“理解”“引蛇出洞”的“阳谋”，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和报社内积极组织大鸣大放，遭到了毛泽东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受到冷落的邓拓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 　　邓拓被罢官后，彭真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邓拓到任后，彭真在10月初召开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以邓拓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的成员是：邓拓（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市委常委、高教党委第一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教部部长）、杨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教党委第二书记，后调科学院）、范瑾（市委常委、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程宏毅（市委党委、副市长）、廖沫沙（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赵凡（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张文松（市委常委、教育部部长）、张大中（市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陆禹（市委委员、工交部副部长）、李晨（市委委员、教育局局长）、王汉斌（市委候补委员、办公厅副主任）等13人，其中常务编委8人。 　　接着，邓拓抽调人马，着手组建《前线》编辑部，并确定编辑人员的分工：萧远烈，协助邓拓、张文松负责总的日常编辑工作，后任命为编辑部主任；许文，负责工业交通，后任命为工业组组长；吴瑞章，负责农业，后任命为农业组组长；李光远，负责思想理论，后任命为理论组组长；李筠，负责文化教育，后任命为文教组负责人；韩佳晨，负责评论。以后苏星曾担任过短期的编辑部副主任。《前线》从创刊到结束，除韩佳晨调走外，其余5人都坚持了下来。 　　关于刊物的名称，彭真亲自审查，对宣传部提供的名单仍觉得不满意，他曾提议刊物取名为《战线》。经过多次讨论，反覆斟酌，直到11月4日，彭真才最后将刊物定名为《前线》。为此，他给邓拓写了封信：“邓拓同志：请你最后再和书记处同志们一商，刊物的名字是否即定为前线。”后来，彭真解释说：“前线”两个字有战斗性。“我想了很久，提出了这个名字，意思是北京什么工作都应当站在最前线”。于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便有了个能体现北京市指导思想的响亮名字。彭真还亲自为《前线》题写了刊名。 　　那么，《前线》总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前线》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前线》是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它将用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北京市党的组织及时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 　　这个发刊词的构想体现了彭真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与认识。1958年10月底，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发刊词要“同过去的文章不同，这次的锋芒要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这个发刊词主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批判主观主义，即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会后不久，彭真将张文松、项子明、项淳一、王汉斌、张彭5人召到自己家里，详细口授了发刊词的内容。事后，依记录整理出了发刊词第一稿。彭真亲自动手改写，经过几次反覆修改，终于写成《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 　　稿子写成后，彭真将其印发给蒋南翔、胡绳过目，以征求大家的意见。11月8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讨论发刊词。会上有人提出，发刊词中“他们太喜爱舞台上员外老爷的四方步了”这句话太尖锐了，最好改得缓和些。彭真说：“我就是要写的尖锐些，文章糊里糊涂没有棱角，我最讨厌了。我写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脑子里都有模特儿。”在讨论中，彭真还特意就他提出的“按客观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一口号，征求大家的意见，李琪认为这个口号“（主客观）两方面都讲到了，可以。” 　　1958年11月25日，《前线》创刊号与广大读者见面。而时隔几十年后再回头细读这篇发刊词，益发觉得它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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