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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绥琛：陈凯歌的问题所在

http://www.CRNTT.com   2011-02-26 08:58:32

这个框架深深地嵌入了陈凯歌本人的思想当中。成为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并作为他影片的主题一再出现。在《霸王别姬》中，这个话题初试啼声。一直到《荆轲刺秦王》，他才得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处理。这部影片试图塑造一个多面性的秦始皇，颠覆人们印象中仅仅是残暴的印象。嬴政小时候也天真烂漫，爱母亲、爱师傅，只是统一江山的这个重负才使得他走向人性的异化和丧失。他离自己的远大目的越近，他杀的人就越多。他的确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个人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内心十分孤独。 　　当然坐在电影院的观众们有着自己的小九九。这些人一天也没有达到大人物的辉煌，作为普通人他们最大的期盼，是大人物们不要动不动就要了他的财产要了他的命。他们或许会说，不管嬴政这个人（暴君）的人性多么丰富，但是他随时会取了我的头来，我为什么要站在他一边，要同情他？这个是陈凯歌想不到的了。 　　陈凯歌固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讲述《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比较起来，影片中屠岸贾这个形象更为突出，胜过程婴以及赵氏孤儿本人，同时也最令人难以接受。一个下令制造恐怖、动用士兵将全城100个婴儿搜集到一处的人，一个亲手摔死刚出生不久的无辜婴儿的人，当他再度出现时，怎么可能是一个笑容可掬的慈祥老头？与眼前的赵家孤儿（虽然他本人并不知情）有着其乐融融的舔犊之情？乃至在怀疑长大的年轻人赵武（勃儿）的真实身份之后，在战场上他仍然动了恻隐之心，替勃儿解围。 　　“屠岸贾后来想要做个好人”。陈凯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结合陈凯歌对于复杂人性理解的这个背景，这个安排仿佛是成立的。一个人不是绝对的坏或者绝对的好。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其内在逻辑。对于电影来说，这个逻辑就是叙事逻辑。叙事逻辑意味着，后面出现的部分，要承接前面出现的部分，前后要互相衔接和贯通。正是这个屠岸贾，不久前做出了摔死婴儿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这不是一般人普通的缺点，甚至不是在人性的范围之内，而是突破了人性所能够容忍的限度，超越了人性能够接受的程度。对于丧失了人性的人，仍然用人性来做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拿某个“大一统”的人性模式来套，殊不知人性及其解释也不是万能的。 　　八十年代是一个生长的、勃发的年代，也可以看作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但是它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更不能穷尽一个人的全部视野。假如一个人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八十年代，那么必定是狭窄的和成为僵化的。尤其是不能停留在当时的某些观念上，以观念来勾兑人物形象的各个方面，不管这个观念听上去多么动人。这在陈凯歌是一个死穴。 　　观看当今中国电影，时时令人想到，中国电影人缺少很多东西，他们也缺少很多知识，尤其是缺少我们社会近十余年来发展出来的那些视野。崔卫平曾经在文章中写道，仅仅关心人性，而不关心价值；仅仅是模仿人性（及其丑陋），而不会通过叙事来评价那些所谓“人性”的行为，从而使得观众在面对银幕时，也是在释放自己的愿望梦想，这是中国电影缺乏想象力的原因所在。 　　启蒙与救赎 　　无论如何，人性的复杂性这个命题，对于陈凯歌来说，是后天习得的，是明确存在于他意识里的。而另外有一些命题，在他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是血液中携带的，他本人未必意识得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些命题，我们自己也同样无从察觉。 　　我们来看他的头两部影片 《黄土地》（1984）与《孩子王》（1987）。那个从天边走过来的人是谁？是 “公家人”。“公家人”是谁？他属于那支解放人民的队伍，而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大众。他深情的目光释放出内心的叹息——人民太苦了，太艰难了，同时对于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悲惨。这个人心中装着另外一个世界，因此他显得那样从容、和蔼、亲切和儒雅。他的脸上没有风霜，这种区别或许会成为他罪感的来源。因此他会相信，出路仍然在劳苦大众。他要通过拯救劳苦大众，而令自己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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